转载 | 我们为何警惕“阳刚女性主义”：兼论bottom shame与厌跨女症

CW多棱镜

2026年3月5日 18:00

我们为何警惕“阳刚女性主义”

这篇短文是最近的读书心得，全文4000字左右，大约需要5-6分钟。我很痛心地看到互联网上某些“为女性发声”者，不加反思地对顺直男性使用“br0”一类的污名词。然而，真正可能被误伤的，是那些与阴柔气质关系复杂，却并不处于父权优势位置的人。更加遗憾的是，不少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写作中有意或无意重复着以下的模式：设想有一组代表“传统女性气质”/“阴柔气质”（femininity）的人格、性格或身体特质，认为这种气质来自于男性统治下的规训，因此寻求结构平等的路上，女人应该尽力摆脱它；如果女人在追求阴柔气质的路上感到愉悦，那么很可能是父权的“虚假意识”。说也奇怪，feminism怎么可能与femininity“水火不容”呢？

1.阳刚女性主义与“虚假意识”

在这里，我将这种在理论或实践上强调摆脱“传统女性气质”或“阴柔气质”的倾向，暂且称为一种“阳刚女性主义”（masculine feminism），仅作为一个分析性描述。虽然女性主义长期以来致力于拆解生理特征与气质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无疑是重要的理论进展，但若进一步将“女性解放”与“远离阴柔”绑定，把阳刚气质视为通往权力、威望与自由的前提，就容易不自觉地重申父权制内部那套“阳刚优于阴柔”的价值排序。在网络文化里，以“br0”为例的下位羞耻（bottom shame）机制，正是这种阴柔贬抑如何在言语与情绪中持续运作的一个典型。

当下不少女性主义论述中，“虚假意识”常被当作一个过于便捷的判断工具。只要一个人表达了对阴柔、美或装扮的喜爱，这种喜爱就很容易被解释为父权规训的结果，好像主体的感受本身无需被倾听。然而，这样的判断方式在无意间延续了父权制的一种熟悉逻辑：它假定个体并不能可靠地理解自己的愿望与愉悦，必须依赖某种外部的、更“清醒”的权威视角。这样的姿态会让许多身处不同位置、带着各自复杂身体经验的人感到疏离，也可能让女性主义从一种面向所有边缘群体的解放语言，变成门槛更高、要求更单一的圈层话语。真正的解放视野或许需要我们更加耐心地理解差异，让每一种来自身体的感受与选择，都有被认真对待的可能。

2.作为替罪羊的阴柔气质

茱莉亚·塞拉诺（Julia Serano）在《替罪女孩：跨女论性别歧视以及作为替罪羊的阴柔气质》（Whipping Girl，2007）中，明确提出了“厌跨女症”（Transmisogyny）的概念，作为“厌女症”的一个集中的表现形式。她将性别歧视（sexism）区分为“对立性别歧视”和“传统性别歧视”。对立性别歧视观念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具有巨大的不同，任何违背这种区隔的存在形式会受到排斥；传统性别歧视观念则基于父权下对于气质价值的排序，持续再生产“阳刚优于阴柔”的偏见，而这种价值排序已经植入社会价值观的角角落落，让无数居于女性处境或带有阴柔气质的人被结构无情地轻视、漠视。跨女由于既打破了性别二元对立严格不可破的幻想，又“自豪地”或“心甘情愿地”展现自己的阴柔气质，因此承受着双重、交叉的歧视压力。

塞拉诺明确提出“将阴柔气质带回女性主义”的理论宣言：

【诚然，“女权主义与阴柔气质相互对立”的观点往往是由那些企图削弱女权主义力量的人所宣扬的。几十年来，女权主义的反对者一直试图通过重复两个看似矛盾的说法来劝阻女性参与女权运动：即女权主义者是“厌男者”（实际意思是“拉拉”），同时又“想成为男人”（实际意思是“有阳刚气概”）。这种反女权主义宣传，对阴柔气质的女性以及异性恋女性的参与意愿造成过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女权主义者本身也认同阴柔气质是人为造作的、与女权主义不相容。这种反阴柔气质的趋势或许代表了女权运动最大的战术失误。是时候通过有意识地将阴柔气质重新纳入女权主义来纠正这一错误了。】

3.“性别气质”是否具有内在倾向？

作为一名兼具生物学家与跨性别女性身份的学者，塞拉诺的写作在反生物本质主义的基础上也探讨身体的“内在倾向”。她专门将性别气质作为身体内在倾向的一部分，但就如所有理性的女性主义者一样，并不主张生理特征能够决定气质、行为或权力位置，而是社会建构需要以一定的形式、以具有某些特征的身体作为载体。说实话，这是一个并不那么好处理的问题，仿佛“内在倾向”再偏一小步就滑移成了某种“生物本质”。然而，内在倾向不必被理解为生物本质，而可以理解为具身经验中的稳定模式。

我有一个便于理解的类比：大众流行文化里，常常认为MBTI中的INFP是具有某种女性（阴柔）气质的人：INFP内向、依直觉而非具象感觉、多愁善感、重视随性胜过计划。有时候我们会将高敏感的人格（HSP）视为具有女性（阴柔）气质。倘若我们只是在谈论一种人格类别，而非与性别强制关联的某种“气质”，便不容易触发父权编码的价值排序体系，也不容易引起对于个体气质的批判——毕竟，16个人格看起来是平等地值得尊重的。我们不会说：“你这么INFP且以此自居，一定是受了父权规训后的虚假意识”，也不会想当然认为“ESTJ比INFP人格更能够导向独立和自我解放”。

那么，就像人格一样，这些被结构的力量命名为性别气质的东西，不必有某种深层本质，它可能是偶然的，但却又真实地落在具体的个体身上；人群中持有阳刚和阴柔气质的个体形成了某种分布；一定有某些身体和精神状态比另一些更容易导向阳刚，或导向阴柔。这与生理决定论无关，而是考虑了活生生的身体状态和社会建构的因素。正如INFP的特质不被视为“虚假意识”，阴柔气质作为一种可能存在的、具身的“内在倾向”，其本身也无需被病理化或贬低。那么，这些身体内在倾向于阴柔、潜意识向往阴柔存在状态的个体，就应当被当作低人一等的存在吗？如果不能在理论里反思到这样的偏见，又怎么保证自己不成为父权下“传统性别歧视“的共谋呢？

4.美丽规训：揭露与误读

前段时间为写一篇鞋履/衣着与性别规训的论文，阅读了一系列关于时尚、衣着、美、整容、瘦身的文章。当时开玩笑说，我可能要直面世界上最讨厌“关于使女性与美丽挂钩的结构”的一批人了。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直接洋洋洒洒写下一本《女性特质》（Femininity），极尽所能剖析阴柔气质是怎样作为一种被规训的产物，我很喜欢她笔法的具体入微、事无巨细，然而时不时又折回本质主义的观念，导致论述内部自我消解，同时又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酷儿、跨儿的偏见（酷儿慎读）。《不能承受之重》（Unbearable Weight）、《美貌的神话》（The Beauty Myth）、《服美役》都以有力地姿态拆解美丽和瘦身的潜在标准是怎样影响着女性失权的日常体验的。聪明的理论家们尝试将女性从“女性都应该爱美”“女人就是要白幼瘦”的痛苦世界拯救出来——这在逐渐发挥潜移默化的效果。然而对于“美作为社会规范”的各种论述，如果不加思考地解读，容易滑向另一个方向，即“爱美的、阴柔的人（不仅是女人，也有不具有女性身份的人）都不‘自然’，而只是父权下的人造物”。这实质上是将复杂的主体体验，简化为了纯粹的权力产物，从而否定了个体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任何能动性与真实愉悦。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用一种存在主义的视角号召居于女性处境中的人追求“超越性”，警惕失权位置造就的“内在性”，从而发挥女性存在（female existence）本应有的无限可能性。但在解读的过程中，或是转化为理论直觉的过程中，有人就会将阴柔气质与“内在性”深刻绑定，从而认为阳刚的人才是具有主体性和超越性的人。这很显然是一种误读。

5.阴性身体与“收复女装”的主体愉悦

要深入理解具身的阴柔气质，一定要读艾里斯·杨（Iris Young）的《像女孩那样丢球》（Throwing Like a Girl，目前简中版暂时没有现货，有繁体版，但是英文版也不算特别晦涩，配合翻译可用）。她不仅对于“阴性身体举止”做了深刻的现象学描摹，在她的理论里能够理解女性是怎样习得并拢腿，又如何必须居于男性岔开腿占据空间的世界，居于阴性身体中会产生怎样的身体感知，阴性身体在何种程度上是主体，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对象/他者。

这本论文集最让我眼前一亮的部分来自于《收复女装：女性重新夺回服饰经验》（Woman Recovering Our Clothes）。她不满足于对于女性衣着采用“男性凝视”的单一解释，而是提出问题：该如何重新描述女性对服饰的喜爱呢？

【“父权制下的时尚设计营造出了一种专为男性凝视而打造的完美女性形象，却同时让我们因从这些衣物中获得的享乐而感到内疚。厌女主义神话则乐于将女性描绘成那些轻浮的、只懂得装饰自己的身体的人；我们被训练去迎合那种以我们的精致程度、以及我们展现自身魅力的能力来评价我们的目光；而正因为我们关注、甚至学会了热爱那些华丽的事物，我们反而会被谴责为多愁善感、肤浅、虚伪。”】

除了揭露规训中的厌女部分，艾里斯·杨也发现女性能够从衣物中获得三种愉悦：触觉、联结关系以及幻想感。首先她援引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认为女性欲望更多地是通过触觉而非视觉来表达的，触觉不太关注对事物的识别、比较或衡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使主体与对象融为一体，处于一种连续的状态之中。对于进行触觉接触的主体而言，被触摸的对象也会回赠这种触感，从而模糊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

“有些衣物，我们纯粹是因为它们的质地、剪裁和颜色而喜爱它们；它们以某种独特的方式与我们的身体相契合——几乎可以说，它们也在“爱”着我们。比如那些羊毛混纺的条纹裤，它们能很好地保持褶皱形态，快乐地垂落在我的脚踝处；还有那件我亲手制作的绿色人字纹羊毛夹克，虽然内衬后来破了，但我还是遗憾地把它送给了妹妹，因为新的内衬尺寸不合适了；还有那件酒红色印花的全袖丝光莱茵绸衬衫，它在肩部有收腰设计，轻轻垂落在我的胸口上……”

此外，在艾里斯·杨的笔下，关于衣物“幻想”的段落让人微微一震：

【我们与衣物的关系中蕴含着某种自由，这种主动的主体性是“男性凝视理论”所无法体现的。在这里，我借鉴了萨特的思想，但并非他的“凝视理论”。在《想象的心理学》一书中，萨特提出了“想象意识”作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图像是对非真实对象的意识；在想象的过程中，我既能意识到这个非真实对象的存在，也明白这个对象本质上是虚幻的。想象带来的享乐恰恰源于这种虚幻性——因为非真实对象不具备任何事实性，没有任何束缚我们的既定因素，也没有任何原始的物理性需要我们去应对或承受其后果。

有些照镜子的方式并不会让我们在对象化的凝视面前评估自己，而是会让我们摆脱实体的束缚，将自己变成一幅画、一个图像、一个虚幻的身份。在这种幻想中，我们并不追求成为别人；幻想不是愿望、期待或计划，它不必有未来。这种服装形象所提供的情境图像没有任何具体的背景或限制条件；其中存在着无限的前后顺序；因此，这些形象在两端都是开放的，蕴含着无数种可能的改变方式。

在工具理性文化中，女性特质实践所开辟出的一个特殊领域，便是某种形式的审美自由——这种自由允许人们在身体上自由地运用形状与颜色，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与外观，并通过这些方式展现和想象那些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女性往往积极地沉浸于这样的想象活动；而这种想象活动对于男性而言往往是难以企及的，或者他们只能通过女性的衣物来间接体验这种想象。这种常与女性特质实践相关联的想象力具有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它颠覆了那个以理性为支撑、崇尚统治秩序的世界中那种体面而功能性的理性框架。通过想象而产生的不切实际的事物，总是能为否定现状创造空间，从而开启选择其他可能性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一名在生活中“爱美”、以高敏感和“INFP”自居、对服装和妆容的体验流连忘返，又时常审判自己是不是父权规训下的“虚假意识”和人造物的“阴柔”生命来说，这无疑是一剂温柔而有力的解药。总之，女性主义若要真正摆脱父权等级，或许不应将女性带入阳刚的秩序，而应质疑将阳刚和阴柔秩序标出不同价格的秩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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