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 身体决定不了我的性别

ColorsWorld小钱包 ColorsWorld 2019-06-26

这里是神秘柜子。

采写 | 赵赫 唐倩 刘奕 李玟 王雪纯 祖丽皮亚 郭彬然

制作 | Tia


(文中超小米、C先生、李嘉图的人称代词“她”、“他”、“他”均为其心理认同性别)


那双刚从商场买的高跟鞋并不合脚,她清晰地感知到脚的刺痛,却仍坚持在他人奇异的打量下行走——即便后跟早已磨得浸出了血,她也不打算停下。超小米,昂首挺胸地穿过人群,男友的话被她抛在了脑后:“你能不能试着改变一下,把头发剪短,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在那个 拥抱自我 的瞬间,她第一次享受着成为女人的满足。


李嘉图说,直到今天,被喜欢的女生以“对不起,我不喜欢女生”为由拒绝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可他最在意的却不是那句“不喜欢”,而是那两个刺耳的字眼,“ 女生 ”——“我不应该是个女生”。对于李嘉图而言,关于自身性别的拷问和探索从那时开始。


当2009年“ 跨性别 ”的概念从台湾传入内地,一直认为自己是les的C先生在感到新奇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别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瞬间不断撞击着他们内心,这扇 从同性恋认知到跨性别认知 的跨越之门,逼迫他们开始自我叩问:“我喜欢男的还是女的?”、“我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或许没有明确的标准可以帮助他们区分,只是在漫长的挣扎和摸索之后,他们才终于释然: “我是谁”和“我爱谁”,其实是两码事。


我是谁



C先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别的女孩有些不同。当其他女生穿着漂亮的裙子时,他却偏爱酷酷的男孩子的衣服。小时候的他总是拉着妈妈问个不停:“为什么男生是站着尿尿而女生是蹲着?”“为什么男生可以拉帮结派上山撒野,而女生却被禁止做这种‘出格’的事?”到了青春期,他看着自己身上逐渐显现的女性特征,感到十分别扭和厌恶。所以到了初中,他开始买收腹带束胸。条状的收腹带透过薄薄的T恤显现出来,与其他女孩正常的内衣轮廓相差甚远,这变成了他时常被欺负的原因。那年夏天的拉扯和指指点点,让他一直难以忘记。


从那以后,他不再穿白色的衣服。在他心里,自己早已被划入“异类”一栏。 从小学开始,C先生就坚定认为 这种“异类感”是来源于自己的性取向 ,直到09年的一次外出学习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活动上被邀请的台湾嘉宾是一个做完上半身平胸手术且已修改了身份证性别的跨性别者。他在讲座上提出了“跨性别”这一概念,并科普了一些变性的相关知识。老师浅谈辄止,台下的C先生却越听越迷惑,这个新奇的“跨性别”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男跨女,什么又是女跨男?以他现在的女性身份和以跨性别男性身份去喜欢一个女生,区别到底在哪里?讲座结束后,他追上去问老师:“怎么判定自己是不是一个跨性别者?”老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他:“你觉得你喜欢女生,那你怎么去断定对方是个女生?”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根据她的发型、服装这些外貌特征,还有生理器官什么的吧……”但老师却否认了他,说生理器官不能被列入这些标准之中:“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身体构造和你还是一样的,我就是个女性,你相信吗?”C先生定睛看着眼前大叔模样的主讲人,震惊之余,疑惑充斥着他的大脑—— 以他现在的身份去喜欢一个女生,和以跨性别男性身份去喜欢一个女生,到底区别在哪里?

2010年,他结识了一个来自香港的跨性别拉拉兼性别酷儿,开始更详细地了解一些词条,比如跨性别、跨性别拉拉、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与此同时,C先生也开始模仿他,尝试做一个性别酷儿。他把后面的头发留长,把前面的头发剪得很短——这样从后面看起来是女生,从前面看又是男生——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二元性别常规的挑战。 但这性别探索的第一步,却并未给他带来想象中的享受和满足: 他还是会介意,介意别人把他当作女性,那些可男可女的字眼也让他感到无所适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后来,只要两侧头发稍微长了一点点,都会让C先生觉得特别不爽。这种令人焦虑不安的矛盾感蛰伏在他的身体里,像是毛虫暂时蛰伏在茧壳中,每隔一段时间都让他更加动摇,每过一分一秒,那种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茧而出的预感就越强烈——他开始在同性恋与跨性别间摇摆不定。他不停地追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喜欢喜欢男生?我的外形能不能更女性化一点?我自己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


2013年,经历过长期的自我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明白了: “我是谁”和“我爱谁”其实是两个概念 。一直以来,他都囿于某种固定的思维局限,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固执地要以“我爱谁”来推知“我是谁”。但其实正如那位香港的性别酷儿所说,不要在乎那些外在的标签,只管去追随自己的内心。C先生回顾过去的二十几年,发现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十分清晰—— 他对于自己身体女性化的一切特征都不喜欢,他只想成为一个男性。


三岁时的李嘉图与C先生一样,认为裙子是自己的天敌,哪怕母亲一气之下威胁着要将他的衣服剪烂,他也坚决不穿。但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种抗争到了初中就结束了,青春期发育时他的身高窜得很快,最后甚至都穿不下女装,母亲只好妥协,他如愿以偿的开始穿起了男装。


高中时代,李嘉图向暗恋的女生表白,但那个女孩说——“对不起,我不喜欢女生”。他几乎下意识地回答:“我以后会做手术当男生的。”但这句郑重其事的坦诚回应并没有给他带来爱情,却换来了女生“不要伤害自己”的劝慰,但这“劝慰”背后的 不理解 才更让李嘉图难过。李嘉图是泛性恋,他一直认为,在恋爱中重要的是人格的吸引,而不是性别。所以上了大学后,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和一名男孩交往,但是这段看似 “正常” 的感情经历,仍然没有给他带来心灵上的解脱,“但我还是很难受,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很难受”。后来,他再一次向一位心仪的女生告白,却又得到了那个熟悉的答案——“对不起,我不喜欢女生”。李嘉图说,“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从高中起被压抑在心底的问题卷土重来。 而这次,他终于选择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说:“我不是女生,我是个男生。”


当一个生命降临时,它总是被周围的“正常”世界赋予着“正常”的期待,而当它违背了常理和大多数的时候,自我怀疑便绞缠上来。和他们两位一样,超小米的 自我觉醒 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并非易事,起初,她以为是他人和自己不同,但当细节不断地累积,她才逐渐意识到,或许“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超小米还能清晰地记起那些关于童年的片段,小时候的她斯文安静,不喜欢运动,体育课时总和打闹的男生们格格不入。同学们总以嘲笑的口吻评价着她不男不女的走姿和声线,她不得不转而求助老师。老师却说:“管那么多干什么?好好学习最重要。”于是她乖乖照做。她期待着拿到最优秀的成绩,消除那些不悦耳的声音,直到她听见那句话,她的坚持和倔强被击得粉碎——“你不男不女的,学习再好也没什么用。”超小米的失落中伴随着更深的疑惑, 我的不同有什么错误?我为什么不同?


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超小米都在寻找自洽的方式。和C先生一样,起初她也一度认为,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25岁时,她在gay圈遇到一个心仪的男生,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只是男生对于她的外形有些不满,他希望超小米把头发剪短,变得“ 像个男人 ”。这句话仿佛一颗小小的火星,引爆了她内心的深藏已久的痛苦和迷惘。愤怒包裹着她,曾经被安抚下来的困惑汹涌而来。她冲进一家商场,随便找了一家柜台,买下了她的第一双高跟鞋,立刻穿着它们走出了商场。那双鞋并不合脚,她清晰地感知到脚的刺痛,却仍在他人奇异的打量下行走,即便后跟早已磨得浸出了血,但她并不打算停下。那一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 轻松 释然


在那之后,超小米保留着男性的身体,但也开始顺理成章地化妆、穿裙子,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打扮自己。“是男是女”这个问题,她已不想再纠结。 这副身体对她而言,不该再是自我束缚的外壳,而应该是自我实现的奖杯。


其实, 跨性别者的定义出现于70年代的美国,用于指代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于其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的群体 其中,以C先生和李嘉图为例,心理认同自己是男性的跨性别者被称为女跨男,心理认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别者则被称为 男跨女 ,还有一类以超小米为例的,认为自己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的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跨性别者,他们不为性别贴标签,而任其流动发展,被称为 性别酷儿 ,超小米认为,当今社会对性别的二元划分,本质是一种标准化分类的结果,可以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也可以帮助管理者节省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而那些区分性别的刻板印象,就变成约束着大家性别表达的二元性别枷锁,性别不是单选题,而应该是绚烂多彩的光谱。


李嘉图说,很多人喜欢将这个群体比做 “灵魂放错了身体” 的人。一个装在啤酒瓶里的白兰地依然是白兰地,被上帝误装进女性躯体的男性也依然是男性,但只有当我们开启啤酒瓶瓶盖的时候,才知道装的是什么酒;只有我们触发了心底的大门,门内的自己才会告诉我们自己是谁。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跨性别概念真正被国人认知不超过十年,因其 界限的模糊性和研究的复杂性 ,这部分亚文化群体自我觉醒和认同的过程充满了迷茫与曲折。于 自我认知 ,他们栖身同性恋群体,对自己的身份琢磨不定;于 社会认同 ,他们屡屡受挫,游走于社会边缘。


超小米一直都不明白自己的归属何在。老师、同学不接受她;亲戚对她指指点点,骂她“不孝”;男友也依然因为她不“像个男的”,而将她拒之门外。但最让她放在心上的,是和家人的关系。


父母给予的压力是无形的。作为独生子女,超小米身上承担着父母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她清晰地记得,2011日本海啸那年,她按照自己生活中惯常的女性装扮回了家,父母看到了与过去男性装扮不同的她,只流露出一瞬间的惊讶,好像看出了什么,却也什么都没有说。 他们害怕面对这个突破传统认知的问题,对于儿子的“怪异行为”只采取被动逃避的态度。 他们将问题搁置在原地,以为只要不触碰它,就不会引爆什么潜伏的危机。由此,超小米直到今天都没有和父母在明面上谈论过性别的话题,双方各让一步,家人不去过问,而她每每逢年过节回家,也换上偏中性的衣服,显得男性化一些。但即便如此,“伪装成一个男性”于她而言,依然是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


相比于超小米的小心翼翼,C先生身上的疤痕则时刻提醒着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


出生于贵州一个小城镇,C先生家族里一直都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因而,30年来除了父母的疼爱,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其他亲戚的重视和关怀。 但也“得益”于这种男权思想的影响,对C先生的父母来说,有一个“儿子”比有一个同性恋女儿要更容易接受。 现在C先生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会开心地和亲戚邻居说:“我儿子回来了”。


然而家庭内部的包容,并不代表C先生走出家门后也会一帆风顺。在大学之前,遭到歧视、打骂是家常便饭,自卑和恐惧甚至让他封闭了自己,不敢与外界交流,和父母的沟通也少之又少。C先生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初中时常被一个四人女生团体骂“变态”,被她们从楼梯上推下去,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不敢告诉爸妈。学校的老师也总带着“有色眼镜”看他,质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女生一样装扮。当时小学的数学老师兼副校长甚至会无端指责他上课说话,直接把他抓到讲台上,在全班同学面前用宽的竹条抽打他,半个身子都变青了。无数的压力终于被一次还嘴后的扭打引爆,那一刻,他产生了自杀的想法,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在脑海中不断浮现的父母关心和爱护的画面,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直到进入大学,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周围人的理解和宽容才让他逐渐敞开心扉,开始学会表达自己。


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他在应聘各种岗位时屡屡受挫,其中最让他无法理解的一次是在贵州某体检中心顺利实习一周后被以 “打扮男性化,不符合公司要求” 辞退。事件过去近一年,一篇名为《女子爱穿男装遭辞退公司:形象与单位要求不符》的报道突然在网络出现,讲述了C先生被无端指责辞退的这次经历,记者在没有采访过当事人的情况下,文章使用了C先生的真实姓氏“小陈”并全篇以性别简称“她”作为人称代词叙述。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文章下的评论者大多并不是在指责公司侵权,而是在指责他 “不男不女影响社会风气” 。这条新闻被各大媒体平台转载,负面评论越来越多,一时之间,他成了众矢之的。C先生记得,当天晚上他一直窝在被窝里刷新闻下的评论,关闭这个网页,又点开那个,手指不停地划动屏幕。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成了“罪人”?舆论危机爆发的那段时间,他在家里吃完了睡,睡完了吃,什么都不做,电话也不接,抑郁包围着他,他甚至一度想从32楼的公寓中跳下去,彻底摆脱那些缠绕在他脑海中的陌生的恶意。

对跨性别群体来说,网络环境的开放同样意味着社会恶意的涌来 :C先生的微博微信常被谩骂的信息攻陷;超小米曾收到过最夸张的评论是“人分男女,焚化炉也分男女,应该有一种焚化炉专烧你们这些怪兽”“你们这种人应该被早点处死,这样社会就干净了,你们这些社会渣滓”;打开任意一篇跨性别主题的文章,评论区也总是充斥着粗鲁的侮辱。


面对这些负面信息,他们无奈且无力。跨性别群体想要的,是和普通人一样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必忍受他人异样的眼光,但这个愿望在当下却仍只是个奢望。


相比另外两人的曲折探索,李嘉图是幸运的,没有父母日夜责骂的羞愧,也没有朋友同学鄙视欺凌的痛苦,唯一的恶魔是他心中的难以消解的 自我怀疑


李嘉图说,出柜之时,母亲也曾日夜戚戚落泪,朋友也曾时时不安拘谨,但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并不是为此蒙羞,而是担心嘉图能否克服性别转换时的不安焦虑,能否直面社会对于性少数人群的侮辱排挤,能否解决激素治疗时期的健康隐患,最重要的是,能否做回他心中真正的自己。


李嘉图对父母出柜后,他们开始主动去了解跨性别,比如通过快手等平台去看跨性别者生活的直播,发现他们和正常人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些吃喝玩乐的日常,亦或是偶尔的迷茫和小情绪,都充满了真实的存在感,父母在这些内容里感受到了跨性别人群内心的正能量,加上与儿子的交谈, 他们清楚了“自我”之于跨性别人群的重要意义,开始以最亲近的姿态去接纳自己的儿子。


朋友也是李嘉图不断提到的重要关系,每每谈及于此,他的脸上总是露出一丝被理解的欣慰。“正是有了这群坚决拥护我的朋友,我才能免于被校园暴力困扰吧”,这种友好的外部环境有如一支强心剂,给了被自我怀疑所折磨的李嘉图一丝喘息的余地。


跨性别者在寻求认同和理解的过程像在一座孤岛上求生,幸运的人可以平稳地站在岛中央不受汹涌潮水的侵蚀,而大部分人总是在岛的边缘独自面对风暴,但也得益于这些磨炼,他们会更勇敢地站出来寻求更大的认同。


将孤岛连成大陆


毛姆曾说过: “每种义愤填膺里都有一种自鸣得意” 。诚然,一些媒体的报道给跨性别群体提供了不少发声的渠道,但是一些为搏眼球不惜“卖惨”的报道却是在消费他人的不幸,他们看似在为这些性少数群体发声、抱不平,实则是站在自以为的道德的角度误导舆论,给跨性别群体贴上“孤僻”、“虐待”、“挣扎”、“自杀”等污名化标签。实际上,那些来自大众的 可怜、同情的情绪 ,才是阻碍跨性别者拥有普通人生活的最大阻力。


可能因为是一路从被误解和议论的环境中走来,早已生长出自我保护的铠甲,当谈到社会对跨性别群体污名化的认知时,三人都出人意料的平静。作为受害者,他们却一直在尝试理解发难者的语境,并试图去架起与“正常人”沟通的桥梁,因为他们明白,偏见来源于不了解,无知导致了伤害。


超小米在圈内有一个响当当的“别号”——“圈儿姐”。在跨性别群体中, 相较于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往往会有更大的发声意愿, 因为总体上她们承受着比跨性别男性更大的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就像弹簧,受到的压迫越多,反弹程度便越大,所以她们的发声意愿更加强烈。从2009年开始,超小米陆陆续续开始参与跨性别活动,并在各个平台积极为LGBT群体发声,至今已有十年。对她而言,受邀演讲、参加活动、分享经历、传达理念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是她鼓舞和帮助圈内还在挣扎的朋友的方式,更是她为这个群体向主流发声争取理解的渠道。她曾现身综艺节目《奇葩说》,也曾登上TED的讲台与世界对话。现在,她正在北京经营着的一家名为Equal的古着店,这个小店也成为了于圈内人而言家一样的存在。


当提到参加跨性别活动的经历,超小米坦言,在这一过程中她也有所成长。以前,她也会着重描绘这个群体所经受的苦难,试图展现出一种尖锐的独特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她发觉到一味地去洒狗血、卖惨、博同情,其实未必是一种最佳的发声方式。在平权这条路上,应该更多地去寻找自己和普通人的共同点, 把性少数群体和普通人放在一个层面上, 求同存异 ,才会有更多的人被打动——一点微小的观念松动,就是促进相互沟通的关键契机。


或许苦难会让跨性别群体中的一些人退缩,甚至放弃和外界对话。但是超小米觉得,每一个人从来都不应将自己置于一座孤岛上,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是不能被彻底切断的。她能做的,就是在尊重大众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力量为大家寻求一些和解的可能。如今,她更多地探索普通人和性少数群体之间的共鸣。 “在经历痛苦和自我成长这件事上,我们有更多经验” 笑着说,“很多性少数群体的人,他们因为历经太多挫折和困难而反弹、爆发出的极强的生命能量,这些人对人生的理解和境界,往往比没有受过挫折的人来得更加有力度,甚至超越了自我,相信是社会大众普通人也渴望实现的真我。”


而另一边,随着体检中心辞退事件不断发酵,C先生的角色变成了“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主人公。推动公众对多元性别议题认知的国内民间非营利群体——同语,关注到了C先生被体检中心辞退的事件,并告诉C先生,从法律上来讲,体检中心的做法是一种 非法辞退 ,可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他自己却并不想再把事件扩大化。


C先生的选择是有原因的。他深知跨性别群体是一个和其他性少数群体不太一样的存在,这个群体中一直有这样一种情况:相当大一部分的跨性别者在完成激素治疗或性别重置手术之后,会选择脱离与组织或一切与跨性别有关的社会联系,进入主流社会中,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正因此,跨性别群体至今仍然囿于小范围的交流,而不能像同性恋群体那样逐渐发展壮大。而在这部分人中,跨性别男性退圈的比例更高,他们在接受激素治疗后很容易就能达到改变外貌和声音特征的效果,由此就可以彻底改头换面脱离少数群体开始新的生活。在他们看来,这种隐退是种自我保护,保护自己不受过往的羁绊、不惧未来的挑战。


关键时刻,是同语负责人的一句话让C先生最终鼓起勇气,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性少数群体发声—— “如果所有人都不发声,大家遭遇了这类情况都一样选择隐忍,那这个群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平等的就业权?”

在同语的联系下,他认识了反就业歧视法的编写老师刘小楠老师、人大代表孙晓梅老师以及一些友好的律师。事件发生一年后,C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走上漫漫维权路。在这场身心俱疲的两年拉锯战里,他需要随时等待法院的通知,律师也要从外地飞到贵州开庭。他没有收入来源,只能依靠父母的救济和女朋友的帮助勉强生存。现实困境宛如囚牢,舆论批评层出不穷,“内忧外患”之下,C先生无数次想过放弃。是同语社工服务的心理咨询三级咨询师林柯老师常常陪他聊天,让他倾诉,并且教他一些调节的方法。在同语组织负责人和身边朋友的帮助下,他看到了希望。


凭借被辞退那天C先生有意识记录下的现场照片和录音,法庭确认了体检中心非法辞退的事实。2016年12月24日,法院判决公司属于非法辞退,赔偿C先生双倍应得工资。C先生说,判下来的钱有多少不重要,关键在于对方欠多元性别人群一个道歉。于是在2017年4月20日,C先生再次上诉打人格权纠纷案, 可再次胜诉的C先生却至今都没等来那一句“对不起”。


为了回馈同语对自己的帮助,也为了能有更大的平台去帮助相似经历的人,结束纠纷的他前往北京同语组织从事宣传工作。工作期间,无数的案例让他印象深刻,他帮助了许多“兄弟姐妹”寻找到真正的自己,让他们找到了 “家” 的归属感。他花了三年的时间为自己和这个群体争了一口气,并继续为跨性别群体发声、正名。“跨性别群体不是通过哭惨来博同情,我不希望出现人为渲染的悲惨结局,相反,我希望大众能知道,跨性别人正阳光、积极地在生活,他们和其他群体一样,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即使生活过得坎坷,他们依然坚强”。


LGBT社团purple跨性别小组的创始人李嘉图也深知,跨性别群体真正想要的不是社会的同情、资助和帮扶,而是平等。他想为这种平等的实现做点什么。目前,C先生和李嘉图正在进行北京同语和高校的对接,筹备高校内的跨性别知识普及项目,试图从这些年轻的群体中,找到开启多元性别探索的可能。在他看来,校园社团相较类似北京同志中心和同语这样的社会组织,则更能提供一些内部的针对性服务,后者面向 社会舆论 ,是宏观层次的改良;而前者面向 校内个体 ,强调微观个体生存现状的改善。在一位男跨女的姐妹努力下,该大学校医院建立了为跨性别群体进行相关医学检查项目,并逐步在校园中引入一些心理咨询专业人员。这个项目其实只是LGBT社群活动中一个很小的分支,但对于大多数还苦苦挣扎在自我认同阶段的跨性别者来说, 医疗等方面的实质进步是最大的帮助


这些个体背后的人群,庞大且复杂,与这个群体相承的社会,以及暴露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历史的洪流中都有迹可循,这些对于亚文化群体歧视的社会心理根源,不同群体间隔阂的本质,多元主义的诉求等等,最终都走向了 认同 的问题。跨性别群体对医疗保障、法律承认等的需求迫切,但类似于做完手术修改身份证性别后,过去所得学历何继续发挥证明效力等问题仍然无解。 也许只有在切实权益上有了保障和合法化,期待平等和理解才有路可走。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织间,交流是否有助于促进理解,理解是否能够达成认同?或许将这个疑问抛给未来,历经时间的炼化,会有新的答案。


在C先生心中,任何社群的出现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很多年前同性恋不被别人所理解,如今他们发声的渠道增多,得到的理解也越来越广泛。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一切都会向好。也许未来某一天,更多人理解了跨性别,那时它不再是异类的代名词,而变成了一种 个人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


C先生依旧带着打破大众对跨性别群体的思维局限的愿望,为他的跨性别知识科普工作奔忙;李嘉图带着他的Purple跨性别小组与同语组织合作,致力于为高校跨性别群体发声;超小米继续勇敢地站在聚光灯下,用自己的声音向社会大众传达跨性别群体的愿望和诉求。


在跨性别群体中,他们三人已经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自我认同,并以己之力回应群体内部成员的质疑,面对社会对群体的负面评论。


他们的梦,仍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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