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能的开端是： 种地。

人类决定开始种地为生以前的社会是采集社会，男女在采摘果实上面并没有生产力上的差异。社会生育率也不高，女性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哺育负担。而进入农业社会后，虽然粮食产量上升了，但是社会生育率也水涨船高，女性的哺育负担上升；同时，农业生产中的耕地相比于采摘需要更多力气，因此男性获得了生产优势，女性则更多扮演在家照顾的工作。 经济学家确实研究发现：一个地区进入农业社会的时间越久，今天对女性的歧视就越严重。

小麦、水稻等农作物需要种植在比较深的土壤，因此耕犁对于这些作物的种植非常重要。而玉米、高粱和小米等农作物要么生长在浅层的土壤不需要深耕，要么生长在斜坡或岩石比较多的土壤中，深耕比较困难，因此种植这些作物不怎么需要耕犁。由于地理与天气条件差异，不同农业社会种植不同的作物，对耕犁使用程度也就有所差异。不同于锄头等其他农业生产工具，耕犁的运用要求更高的上肢力量、握力和爆发力，导致男性在耕犁的使用上比女性更有优势。因此， 耕犁的使用直接导致了性别的分工 ：男性专业化进行户外的农作，女性则专业化在家照顾。女经济学家Giuliano和她的合作者研究发现， 一个地区在其农业时代耕犁使用越多，今天对女性的歧视观念明显越重。

这个现象在今天的农业社会也能找到踪迹。 印度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因为各种女性遭受暴力的新闻事件而臭名昭著。但印度不同地区的女性地位也有明显差异。女经济学家Carranza发现，这种差异根源在于当地的土壤结构。常见的泥土可以分为壤土土壤和黏土土壤。壤土土壤适合深耕，对男性劳动力需求更高；而黏土土壤不适合，因此对于男女需求差异不大。Carranza比较了印度不同区之间的土质结构，发现壤土成分更高的地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越低，性别失衡程度也更加严重。

这得归咎于强大的文化观念的传承。 虽然最初导致性别差异产生的只是体力上的差异，但是这种经济基础逐渐衍生了一整套合理化对女性歧视的文化观念与制度。而这些观念制度代代相传，逐渐固化， 以至于最初导致差异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些观念与制度仍然延续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今天一样生活在同样的经济制度环境下的欧美移民，他们的性别观念仍然显著受到其祖先的影响：那些祖先来自于历史上耕犁使用较多的国家的后裔，在今天仍然持有更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并且女性有更低的劳动力参与率。

18世纪末的澳大利亚刚刚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将之作为一个流放囚犯的地方，而囚犯中的男性数量远远大于女性。因此澳大利亚早期移民性别严重失衡，并且失衡程度在澳大利亚的不同州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显然，性别失衡越严重的地区，女性结婚的可能性更高，在当时的劳动力参与率更低。今天，澳大利亚的各个州的性别早已趋于平衡，但是性别观念差异却仍然非常明显： 那些历史上性别失衡越严重的地区，今天对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态度明显越保守，女性实际参与劳动和获得较高等级职位的可能性也越低。

耕犁成为性别不平等的源头，关键在于其造成了对女性参与劳动明显不利的劣势。 相反，一些对女性参与劳动有利的冲击则能够促使女性地位的上升。

一种最直接的冲击是 男性劳动力的骤减。 15到19世纪，臭名昭著的非洲奴隶贸易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转移到美洲，造成了非洲奴隶输出地区严重的性别失衡。据估计，历史上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甚至达到了低于1：2的男女性别比。这一巨大的冲击迫使当地的女性承担更多传统男性承担的工作。当奴隶贸易终结后，这些地区的性别比恢复了平衡，但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依然存在： 当年奴隶贸易越严重的地方，今天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也享有更高的家庭地位。

但是这样的冲击充满了暴力与残忍。还有一种更温和的冲击方式：有利于女性经济地位上升的 技术革命。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男耕女织，但由于纺织技术有限，宋代以前女性的生产效率并不高，男性占据了主导的经济地位。女性在家里受到丈夫与婆婆的欺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公元1300年左右（元朝初年），一个上海女人不堪家中暴力离家出走，远逃海南。若干年后，她把从当地黎族人手里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到了江南，然后传遍整个中国。这一技术彻底革新了中国古代棉纺的生产效率，达到了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全世界无可比拟的水平。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普罗米修斯一样的人，我们并不清楚她的姓名，只是根据她的信仰称其为 黄道婆 。

黄道婆 最重要的技术贡献是改进了传统的单锭棉纺车，引入了三锭棉纺车。这使得纺纱能够手脚并用，一个人抵过去两三个，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这一技术革命不但使得中国的棉织产业迅速扩张，棉织品取代麻织品并远销海外，而且带来一个重要的意外后果——女性的收入明显提升，女性经济地位甚至可能超过了家中的男性。 一个因遭受性别歧视而不屈服于命运的女人，依靠个人的奋斗带来了整个受歧视阶层的命运的改变，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了。 这一革命的深远影响一直贯穿到今天。来自上海的女经济学家薛萌研究发现，元代到清代期间棉纺织生产越多的地区，今天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越平衡，对女性平等的观念也越支持。

大部分适合棉花种植的地区在黄道婆的技术革命后都经历了棉纺织的增产以及由此带来的女性地位上升。而一个地区有多适合棉花种植，主要是由该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决定的。 所以今天不同省份的女性地位差异，一部分来源于在那个时代是否适合种植棉花。 上海女人地位高，与其明代成为中国的棉纺织中心可能有很大关联。而作为一个多山沿海省份，福建在明代之后由于依赖海洋贸易反而棉纺织品产量出现了下降。今天，福建的女性地位仍然是全国闻名的反面教材。

另一位同样来自上海的女经济学家钱楠筠提供了一个当代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0），计划经济下的农产品定购指标减少，茶叶、水果等经济作物的价格大幅提高；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地区可以因地制宜进行生产，减少谷物种植增加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变得可能。相比于水果等其他经济作物，女性在茶叶的采摘上有天然的优势。中国的茶叶历来都主要由女性采摘。因此这一时期那些适宜茶树生长地区的女性的相对收入明显提高了，而适宜水果生长的地区则相反。钱楠筠发现这次改革导致的茶叶价格的上升带来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意外上升，而这又明显提升了女性出生的性别比例和当地女性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小小一片茶叶，撑起了真正的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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