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脏话使用者。

当我处于激动的情绪中时，我习惯于运用“我操”、 “fuck”、 “操你妈”等词汇来强调我的情感，并从中获得某种处于优势地位的微妙安全感。

同时，与之相应的，我必须忍受这些词汇给我带来的不适。

这种不适感不止和它是“性”词汇有关，还因为 它所指的“性”是无法从男尊女卑观念中剥离出来的仅属于男性的“性” 。

不管是“草”、“槽”、“操”还是网络常用的“艹”，都是“肏”字的变体，特指男性性行为。于是，在这场原本是双方参与的活动中，首先，女性划归为了被动地位，她只能被“操”，她是男性欲望的承受者。其次，女性被迫参与性交所造成的创伤和女性本身无关，她是男性权柄的象征，她的被损害直接指向的是男性地位的被剥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肏”所承担的侮辱功能才能生效，它才能够作为脏话出现。这是“做爱”、“性交”等同等意义的中性词无法比拟的。

我显然无法认同“卧槽”、“草泥马”等表达背后隐含的男性视角，可是为了达到相应的表达效果我不得不“借用”它。因为并没有一个平等视角的词汇可以选用， 这和我们的语言中女性视角的词汇缺失相关。

这种词汇缺失折射出女性在偏男性的语言中的普遍困境。比如我们找不到和“肏”对应的表达女性生理需要的词汇，再如我们找不到与“孙”（外孙）、“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相独立的表示母系亲属关系的词汇。

在这个意义上，汉语中缺失的部分或许比已经存在的部分更值得注意，那些已存在的词汇造成的歧视是我们可以躲避的，而不存在的部分造成的妥协和遮蔽，我们往往难以察觉。

就像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所说的，“你是侵犯我栖身之地的阴影，用人类唯一的手段你使我沉默不语。”

这唯一手段我们既可以理解为爱，也可以理解为语言。

女性的沉默一方面由于她们处于爱和被爱的裹挟中，来源于亲近之人的伤害让她们倾向隐忍；但有时也是父权对语言的占领所致。

电影《雪花秘扇》中的女书，是湖南江永等地仅在妇女之间使用的独特文字

人们通过语言控制世界，话语权仅为权力者所有，而那些居于弱势的人，他们的语言甚至姓名都被认为纯属多余。语言就这样在权力的引力下发生了扭曲，使用频次低、不值得重视的部分被其他声音淹没直至取消。于是，表达女性观感的一些词汇就成了一个本应存在的空洞，女性不得不借用父权的词汇来表达自己，或者是选择沉默，这样就更加重了男女世界的不平等。 女性努力兼容着原本就部分“异质”于自我的话语系统，她们对它的适应程度分别意味着女性自我的被同化、被分裂和被忽略。

当女性和父权的话语系统完全融合时，女性成为了父权主导的价值观的宣扬者。 尽管她可能“相夫教子”、“男外女内”、“夫唱妇随”等说法存有疑虑，但这也可能只是因为还存在“独立女性”、“职场女性”等词汇与之相抗。而当她作为某姓夫人（如王夫人，实际上是姓王者的夫人）的身份而存在的时，她很难感到不适，因为没有另一个词更为平等视角的词汇去顶替她作为“丈夫的配偶”的身份描述。她的配偶身份天然地同化了她的个人身份。女性的自我需要依靠男性而定位，女性被同化为男性的附属。

当女性因为父权话语的言不及意而感到不适时，女性体验到的是自我的分裂。 就如女粉丝在表达男明星的性吸引力时所喊的“老公，操我”一样，粉丝们强烈的欲望确实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但是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反感——在这个词语的遮蔽下，粉丝们实际上没能以她们想象中的主动寻求自我满足、取悦自我的形象出现，反而被误读为了极度渴求男性拯救的“欲女”。此时，女性的自我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需要以“操我”这个词汇来表达充沛的欲望的自我，一个拒绝被“操我”划定到不平等的处境的自我，尽管两个自我都无比正当，但一方面的满足必然以另一方面的出让为前提，在这两者之间的妥协造成了不适。

当女性与父权话语完全不兼容时，极端的被忽略状态便发生了。 如玛乔丽在她的《女性主义采访和研究策略》一文中提到的，“工作”和“休闲”之外，没有中间状态的词汇可以描述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操持宴会、维持人际等活动。女性在这方面的经验即不被定性也不被认可，甚至连女性自身也找不到词汇进行诉说。因此丈夫以“我辛苦工作养家糊口”声明他对家庭的贡献时，女性想要辩驳却只能保持沉默，在这种沉默中女性的贡献和辩驳的心理反应都遭受再次忽视。

由上述的情况来看，尽管言不及义是所有语言使用者的共同困境，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生活在偏男性主导的语言体系中的女性群体比男性群体更难以表达和界定自身，自我被同化、分裂、忽视的现象在她们身上交替发生。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 我们对这种言说的困境并非无能为力。

阿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 《朱迪斯砍下荷罗孚尼的头颅》

真蒂莱斯基在18岁时被自己的绘画老师阿格斯迪诺·塔西强奸。她在法庭上指控了施暴者，但在教皇的介入下，塔西在被判有罪的情况下仍旧获得了自由。

在不适感或者沉默的压抑的感召下，部分女性运动者已经展开了尝试。 比如欧洲的女性主义曾经推行过“创造女性语言”的活动；如日本将“家庭主妇”纳入“职业”一词的外延中，这些活动的影响和实施的必要性我们先不做讨论。但至少它们的存在照亮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语言的空洞”，让我们得以在此路上继续前行。

一方面看， 女性理应拥有足以表达其生存经验和地位诉求的词汇。 但同时这种需求也无须被夸大，词汇不需要专属于某一群体，任何独有的系统若脱离了语言的公共性，都不可能也无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分辨现有词汇对每个群体的不同意义，找出现有语言中的空洞，对其进行填补或修订。

另一方面看， 对语词的改换并非文件、公约能够完成，它是一个民主实践的漫长过程，网络作为新的民主实践场域为其提供了途径。 一是原有的歧视性词汇可以在网络中洗去原有意义。诸如“小婊砸”等带有明显女性歧视色彩的词汇，经过网络的反复使用和与其他词汇的交叉感染，它的原有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反而填补指代女性之间的类似男性“损友”关系的特殊词汇的空缺。二是一些隐含着女性歧视倾向的词汇可以在网络被改换，洗去了性别伦理，变成了适用于男女双性的普遍词汇。如上面提到的“我肏”、“你妈”等词汇被谐音为“卧槽”、“尼玛”，此时它几乎变成了异于原有词汇的另一种词类，不再指向性关系的所指，只表示单纯的惊讶或戏谑。

正如韩少功所言的语言不是静物，它在繁殖、迭代、自我进化。此类改换或许不够完美，但是幸运的是它足以烙印在语言的变化中，并为此后的更新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