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了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即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以下简称UPR）。中国代表团在审议中回答了150个国家提出的300多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对有关LGBT+群体的权利问题作出了正面回应。

（视频链接：http://t.cn/EwF7egZ?m=4303676543731503&u=1703524110）

这是中国首次在UPR上就LGBT+群体的权利问题作出正面回应。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率代表团出席了本次审议，高级别的团队体现出中方对此次审议的重视，其正面回应LGBT+群体的相关问题更是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要知道，人权问题向来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此番中国政府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作出明确表态， 充分表达了国家对于LGBT+群体的积极态度 ，并向全世界传达了保护相关群体利益的承诺。

我们应当对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表示赞赏，毕竟这个场合是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是看不见的硝烟的战场。但若仔细思考整件事情的意义，可能结论并不特别乐观。

一、提出问题的国家都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或同性伴侣合法化的国家

本次会议上，阿根廷、智利、法国、爱尔兰、墨西哥、荷兰及瑞典等国提出了有关LGBT+群体权利问题的相关建议。这几个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在法律上承认多元性别婚姻，或至少是多元性别伴侣关系。

还有不少在人权问题上持中方立场的国家并没有提出相关问题，其中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实现同性恋的去罪化。

二、我们否认因为歧视而不给予LGBT+群体与同性缔结婚姻的权利，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以给予这项权利的条件；

“同性婚姻不被承认，这并非是因为歧视”。这句表态非常关键，直接表明了我国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基本态度，这与中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道德标准相符。但问题在于，既然已经否认了歧视这一理由，也给出了 真正带来法律限制的原因——历史、文化、价值观等因素 ，那理应给出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或者基本思路。矛盾的是，历史、文化、价值观因素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并不具有充分且有效的约束力。虽然我们能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中找到原则性的规范，但由于种种原因，现阶段还很难做出具体而微的变革。

四、我们保护性别重置手术的权利，但跨性别群体的其他权利仍难保障

性别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据民间组织“同语”的法律研究员刘明珂介绍，目前我们对于性别表达和性别认同的保护是有条件而不全面的。中国只承认医学标准，即在生理性别变动的基础上可以修改身份证件和学历证书上的性别标记，但目前国内性别重置手术还存在较高的门槛。而一些国家采取的是自我认同标准，这意味着跨性别群体可以自己定义社会性别。

跨性别群体遭受不公正待遇已不是新鲜事。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发生在2015年。故事的主人公C先生因“穿着打扮不符合常规，像一个同性恋”而被公司HR开除。2017年7月26日，法院裁定被告公司方无正当理由解除劳动合同，侵犯了原告C先生的平等就业权，判决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C先生指出，这是中国同志就业案的第一起胜诉。

五、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在联合国公开场合对相关问题作出表态

2014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二次审议中，专门就同性婚姻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联合国会议中对性倾向、性别认同与表达（SOGIE）议题公开发表意见。

实际上，联合国对中国SOGIE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应对，作出了相当的承诺，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以及国内舆论的质疑。

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越来越直接、公开地对LGBT+问题进行回应。无论对管理者还是性与性别少数群体而言，这都是值得纪念的进步。令人遗憾的是，本次UPR的书面报告已于当地时间11月9日获得通过，但报告中对于LGBT+相关问题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