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中国，很长时间内对同性恋是呈现的是接受态度。 本土的宗教有并没有针对同性恋的严厉谴责，历史上也有诸多著名的同性故事。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氛围变得糟糕了起来。男同性恋与跨性别女性在含糊不清的流氓罪（于1997年被移除）下被大众厌恶。但中国不存在对同性恋成体系的迫害或特定的将同性恋定罪的法律条例。

尽管如此，长期的单孩计划生育（于2015年停止），伴随着“同性恋是疾病”这样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中国的性少数群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在中国，很大的社会压力使你不得不顺从主流，也就是传宗接代。” 人权监察站的Graeme Reid说到。独生子女身份使压力变得异常大。爱白/华文同行资料中心的建立者，Damien Lu提到了“家为重”的观念。确实，其中的态度可能是有迷惑性的恐同，一项2013年的研究显示，3500名中国受访者中2/3对同性恋表现为不接受态度。有评估显示，70%的男同会与异性恋女性结婚。

早在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学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归类中移除，但他们也留下了一个附则。“附则中提到，尽管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疾病，但一个人如果因他的性或性别而受到心理健康问题影响，这种情况是可以被治疗的。”Lu解释道。进行扭转治疗的诊所抓住了这一漏洞，提供看似合法实际上存疑的治疗。这些诊所在中国有多普遍仍未知。这些所谓的治疗普遍涉及厌恶疗法，例如让“患者”观看同性图片后服用催吐药来产生生理厌恶。“患者”有的是自愿前往诊所，有的被父母带到机构“治疗”（其中也有许多父母强制同性恋儿童到精神病院治疗的实例）。

2014年一件里程碑性事件使性少数议题获得了大众关注。Yang Teng起诉重庆一家机构，这家机构试图通过催眠与电击“治疗”他的同性取向。受理法官强调了同性恋不该被视为一种疾病。Teng的胜诉，实际上是法院首次受理这类案件，是一个态度转变的提示。 “也许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积极分子不被上层视为危险因素，中国LGBT人群在2016年的法律案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人群观察者在他们2017的世界报告中写道。

生于70、80年代的父母较他们的长辈而言思想更为开明。“社会对性与性别的理解呈现一个更好的趋势。”Lu说到。 国家层面对此类话题保持沉默，没有直接的敌意，这也意味着积极分子只需关注如何移除大众的偏见。 “LGBT组织在国内开展行动时会面临阻力，但这些阻力主要源于上层对民间团体普遍存在的猜疑，而没有特别地针对LGBT组织所做的事。”Reid说道。虽然没有保护LGBT社群权利的法案，同时存在阻止同性内容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审查制度，但没有惩罚法律这一点对LGBT群体来说是有益的。不过中国MSM中HIV传染率的提高，使得LGBT的健康议题逐步走入大众视野。

“中国政府已经与盖茨基金等建立了一些国际合作项目。”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的Cheng Zhongdan说道，“国内已经关注到MSM群体，如提供HIV检测及后续的疾控工作，这与性工作者和吸毒者的情况相比要好许多。”MSM粗略估计占中国新的HIV感染者的30%。全国艾滋病毒哨点监测显示中国8%的MSM为HIV阳性（虽然这可能有些高估），梅毒感染率更高。“MSM群体对于风险意识不是很好。”Zhongdan说道。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 不完善的性教育 制度 造成的。“在许多地方，性教育在学校中不被推行。”Zhongdan说道。Lu担心MSM人群中冰毒使用率的激增。除了它的其他效果，冰毒会使服用者更易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LGBT的社会认可程度或许正在缓慢提高，但LGBT群体仍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