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曾经说过：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人们反思，个体陷于一团混沌中的日常体验。通过反思，在这一团混沌中，现代社会的框架应该是什么样子，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不安转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跳脱出个人境遇的公众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在这里，我很羞耻地偷换掉了“社会学”转换成了“性少数”，因为三年多以来参与平权运动使我感觉，性少数的平权越来越成为了少数人的狂欢，热情的欢呼、嘲弄的嘘声、冷漠的游荡，关心与对抗打得火热，更多的是漠然，平权的出发点也渐渐圄于性少数以及性少数友善者的周边境遇。

同志骄傲游行

诚然，正如米尔斯推崇社会学的研究应当基于社会学体验，利益相关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对抗中自然首当其冲，但我们惧怕这样的对抗太过于激烈，从而切断了所谓的性少数与非性少数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忽视了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力量不光掌控着我也掌控着你和他。这种困扰不仅会驻足在少数的头上，多数也“在劫难逃”。其中所蕴藏着时序性与我们之间相互的呼应更加不可忽视，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我们共同被这个时代的社会所要求着，也请求着这个时代的社会。

很抱歉，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大家觉得我的这篇狗屁文章很有底蕴在前面说的比较拗口，在后面我会尽量简明地阐述性少数的个人困扰背后是怎样的社会结构力量，这样的社会结构力量下性少数与非性少数有着怎样的有机联系，我们又处于历史的维度下时序性怎样的位置，最后回到性少数和非性少数共同的“人性”，这个时期的社会对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我们又将怎样请求社会改变自己。

讨论“源于周围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众议题”的关系是社会学想象力最基本的工具，对于性少数议题的应用同样可行。个人的困扰往往被认为发生个人的性格当中，在于个人所处情境与个人经历，充满了私人领域色彩；而公众议题将各式各样的情境叠加，彼此渗透，已形成社会生活更为宏大的结构。关于性少数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社会结构下与非性少数的关系，我想从一个争论很大的议题“男同性恋与艾滋病”展开。

在这里，我想说明几个关于这个议题大家比较公认的事实。从绝对新增感染人数来说，非性少数群体还是要高于性少数群体；单从相对新增感染比例，性少数的感染比例相对于其在人群中自然分布是要高的。可能的解释有：男同性恋性行为本身具有更高感染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男同性恋群体很难保持固定的亲密关系，去形成稳定的性伴侣关系从而减少感染的风险。

没法找到固定的亲密关系对象仿佛是性少数的个人困扰，在个人情境下大致有如下的原因：你这个男同性恋太多情了、太爱玩了，老是喜新厌旧；你这个男同性恋太敏感了，想这想那的很难相处；你这个男同性恋胆子太小了，你这样畏畏缩缩躲在柜子里，怎么找得到男朋友……这样的“私人”原因很多男同性恋可以站着被说一天。但是在对男同性恋的“个性”进行指责时，我们忽略了男同性恋构建和维持亲密关系一个重要的条件： 社会提供给男同性恋无负担性向表达的空间 。

从想谈恋爱开始，男同性恋就陷入了被动，他们在社会中的性取向表达是受到压制的，面对人群他们很少去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相较于顺性别异性恋他们多了一个重要的步骤——“确认对方是否也是同性恋”。在性少数本来仅占人群极少一部分比例，以及异性恋都很难找到心仪的对象的情况下，这个确认的过程导致对于性少数来说求偶成本是极高的，即使有很多专用交友软件的辅助。况且在尝试建立亲密关系之后，首先由于男同性恋的求偶成本过高，很多时候，寻求的对象或者获得的信息是失真的，他们很难拥有异性恋那样多次确认试探的权利，压抑的性向表达和更少的人群自然分布使得他们想要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激情冲动下建立出不稳定的关系屡见不鲜；同时在日后相处的过程中，抑制的性别性向表达空间使得男同性恋缺少运用异性恋“仪式”来经营自己感情的机会，公众场合的牵手、接吻皆为禁忌，同时还要面临父母、亲友的诸多压力；两人在性向表达程度认知的不同更能成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此外，我们在以上提到的“多情、敏感、压抑自己”的男同性恋群体特质多少是由社会结构力量所形成的呢？没法拥有稳定的亲密关系是“个人困扰”还是“社会结构性力量”驱使？我们具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说到这里，我会担心一点，我们这样的论述是否进入了“人丑就要怪社会”的呻吟？好的我们再回到上面对“固定亲密关系的讨论”，是否能发现，我们从这一开始就跌入了一个假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固定的亲密关系是健康的、积极的、符合规范的，而多变的亲密关系是危险的、消极的、越轨的。大家似乎都默认了这个假设，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人天生只爱一个人么，人自然就想要的是“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么？无论是性少数还是非性少数，对于你来说，“一对一”的亲密关系，是你的偏好，还是社会偏好一对一稳定的关系所创造出的稳定结构，从而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度的保障，对越轨者实施打击，并加以对忠贞的爱情进行歌颂。所以“一对一”是你的需要，还是社会的需要；“忠贞”是你本来觉得这两个字很美，还是社会在告诉你忠贞很美，并用了一整套司仪去歌颂忠贞。即使我们经常会标榜婚姻的坟墓，我们仍然会义无反顾为自己掘开坟墓，自己奋不顾身地跳进去，又是谁在要求我们这么做？

如果说仍然有人是固定亲密关系的坚定簇拥，那最近对于性别气质的讨论可以说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性少数，特别是男同性恋，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一部分人认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在其心目中性少数的性别表达违背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即所谓“男不男，女不女”的。不止于性少数，顺性别异性恋也会受到既定性别文化的困扰，借用最近很火的一篇推送的标题“娘炮这两个字，杀死了多少温柔的好男孩”，同理“男人婆这三个字，杀死了多少独立自信的好女孩”，这样的标准也可以用于“男生要买单，男生要任何事都让着女生”，“女生要温柔，女生要做家务照顾好孩子为重”。当旧的社会分工中形成的气质标准与性别合作一同束缚着我们，我们不知道还要用过去诅咒我们的未来多久。

那与传统性别文化对抗的性少数就一定摆脱了性别规范的桎梏么？我们都知道男同性恋存在着1和0的分类，这种原本基于性行为方式的分类更多被放置在亲密关系当中，1要像个男人一样阳光、充满保护欲，0要像男女关系中的女方一样温柔、等待呵护，男同性恋渴望用这种方式去获得传统亲密关系的合法性，或者是不由自主地生活在了社会所建构的性别文化中并加以实践，所以性少数和对当今性别文化感到束缚的非性少数都是当今性别文化的受害者。

对以上问题的探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性少数群体的困扰绝对不止是性少数私人领域，其背后社会结构性触角的力量我们谁也逃脱不了。

这个小标题实在是过于宏大，但我又没法想出更好的标题。在这里我想提醒，即使将性别议题从个人困扰放在了公共议题的视角下，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时序性”。纵向的思考能帮助我们思考在这个议题上，我们从什么时期走来，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在推动着我们向前，未来我们可以想象些什么。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性/别的态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再次拿出上文中稳定亲密关系的议题，这次我们的话题延伸到婚姻。已知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婚姻形式经过了母系氏族社会的“一妻多夫制”，再到漫长的“一夫多妻制”，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在我国的历史不过百来年。什么在驱动着婚姻形式的转变？在我看来是社会分工的演进。

母系氏族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为采集，人类社会延续后代的压力下女性成为一个氏族的中心。后来生产工具日趋多样化，农耕文明发展，农业生产方式需要更大强度的劳动力，男性逐渐掌握了生产上的主导权。为了维护农耕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形成了许多以男性生产力为中心，保证社会结构稳定的规范，“一夫多妻制”逐渐稳定下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逐渐沦落到从属地位。直至工业文明兴起，人类生产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械的高效运作替代了男性体力上的优势，女性逐渐从家庭的幕后走向了社会的台前，经济上的实力增强推动着社会结构力量的变化，女性被赋权，开始要求更多平等的权利；或者说社会为了达到使自己稳定的状态，开始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一夫一妻制”逐渐建立和稳定，女性开始争取并获得家庭和社会的主导权，这一进程在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是更为明显的。

在这个进程中，性别文化的演进也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拥有什么样性别气质的规范也各不相同，尽管在过去千年中女性已经被“温柔、顺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所束缚住，对于男性气质的描述却不像当代的血性、阳刚这样。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重文轻武气息浓厚，风流倜傥的“羽扇纶巾”式形象仿佛才是审美主流。特别是，在安逸的朝代，也多对男性俊美文雅的风气加以推崇，似乎对男性的血性、阳刚之气没有过分的苛求。性别文化仿佛是一面时代的镜子。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性/别议题观念剧变的时期，我们拥有对一切性别话题想象的空间，社会分工还在不断变化，男性运用过去千年建立起的制度藩篱阻止女性夺权，但社会结构力量的摆布仿佛使他们力不从心，未来新的技术或者生产方式出现会不会使得女性掌握生产上的主导权，导致家庭与社会结构再次变化，“一妻多夫制”、“群婚制”成为社会认同的合法形式， 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可能，因为在我看来，社会在完成它所需要的一切变化，并将继续塑造和驯化我们，无论时间怎么走。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在性/别议题上处于观念大爆炸的时期，在当今中国，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同样对于性/别有关的事把控如此严格敏感的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剧变才能让过去的“合法性”褪色，平常的事也变得敏感。

话题再回到性少数上，性别性向多元化的议题进入公众的视野不过百年，这也是人类社会发生剧变最大的百年，这个过程中，集体的群像逐渐模糊。前两百年社会学试图将人类抽出泥泞而又错综复杂的个人意识，帮助人们摆脱操纵、管理和盲目漂流，从而激发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我看来，男女平等、性自由、性解放、性少数平权这一系列有关于性/别的议题都脱不开干系。 工业社会和科层制推动社会的进步是有代价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理性”的“机器人”，而性少数仿佛是社会这个工厂成批次产品下“快活的机器人”。 我们处于已经规范稳定的社会的对立面，但这种稳定始终都是暂时的，我们在快活地朝着变化的方向跑去。只是在奔跑的过程中，性少数和非性少数同时陷入困扰。这种困扰是自然的，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变化就是不自然的，至少在其个人的视野中，因为此时我们还无法判断，也没有能力判断，这是否是社会在重新塑造着自己。正如新生儿抽离母体母亲会感到痛苦，我们也会因此深感不安，特别是在自己的合理性被剥夺的时刻。这样的“困扰”在米尔斯看来叫做“异化”，它也成为公众所面临的议题，也是社会正在塑造自己并将要塑造我们下一代的方面。对应地，每个人都在创造着历史，而你们塑造着历史以及将来。至此，社会已经将性少数的议题推向社会的舞台，社会在怎样期许着性少数，我们（当然包括非性少数）又在怎样期许着社会的改变。

卡尔·曼海姆很早就讨论了“自我合理化”的问题，指的是出于已经合理化了的庞大组织局部中的个体，怎样逐步系统地、机械性地去调控自己的渴望和需求，调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与组织和社会的规章条令保持高度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少数是痛苦的，或者说自我意识觉醒、对抗粘性运动社会的先行的性少数者是痛苦的，或者直接一点说，拥有想象力的性少数是痛苦的。他们不断在社会结构性力量和历史维度的时序性中警醒；他们面对的力量横纵交错；他们努力对抗着缓慢变化的规范，却为了获得“合法性”而不断的妥协。更重要的是，这个进程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又被想象力所诅咒。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美国宪法保障同性婚姻的权利，被视为美国在维护同性恋权利方面的重大进步；也有观点认为这是性少数群体对婚姻制度的妥协。

社会在怎样需求我们？我们该如何请求社会？“爱”已经不再是能够解释性少数议题的权威答案，甚至合理答案，因为在我看来爱又将人们囚禁于模糊的个人情境当中。但这个答案我给不了大家，我也不想把我的答案强加给大家，因为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出了相对“蒙昧黑暗”的时代（尽管从未来看我们这一时代可能依然是蒙昧黑暗的），我相信自我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大家从大型理性组织-科层制的解离赋予我们更多“超理性”去反思社会上现在发生的事物的合理性。不过我仍然想和大家一同警醒的是，尽管运动缓慢，社会仍然是在行进当中，社会的需要，我们对社会的请求可以慢、可以快，你可以主动加快也可以有意识放慢，但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跨越社会为了稳定而给我们设想的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合理性”和“理性”的区别，使社会达到下一个稳态。不过请大家快一点，因为有人正在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