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神秘柜子。

作者 | 李辛夷

制作 | 梦儿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疾病列表中删除，这标志着同性恋正式被去病化。为纪念这一平权进程中的巨大进步，联合国将每一年的 5月17日 定为 “国际不再恐同日” 。

在16年后的同一天，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同志”项目策划、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利娟带领调查团队撰写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发布， 这次调查是迄今在中国就性多元话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 。

调查将“性和性别少数”（以下简称为“性少数”）界定为： 在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等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所有人 ，如：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间性人等。调查中得出的一个不容乐观的结果是，在中国，只有 5% 的性少数人士公开了他们的性身份，绝大多数性少数人群依然生活在被歧视和被忽略的阴影中。歧视来自学校、来自职场、来自性少数不友好的各种公共设施，更来自家庭——调查显示，家庭是性少数群体最希望得到支持和理解的地方，同时也是歧视现象最严重的地方。

这或许会使许多人感到悲观：假如最亲近的人都无法接纳我们的性少数身份，我们又怎么可能获得社会的理解？但吴利娟认为，恰恰是由于社会环境不够友好，反而会敦促一批家长反思、进而接纳自己儿女的性少数身份——“如果社会不支持你，你的亲生父母也不支持你，那这孩子还有活路吗？” 家庭既是问题所在，也是撬动整个社会改变观念的希望所在。

在《中国性少数生存状况》发布两年之后，对于性少数平权运动，吴利娟依然有相当乐观的态度。她向记者表示，中国并没有没有反同、恐同的清晰传统，大多数秉持负面态度的人，对性少数群体和相关议题只是处于一个认知完全空白的状态。这对平权运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通过立足事实的正确信息、通过媒体对性的多元现状更加客观的报道，这些态度游移的人士完全可以被影响，转化为平权事业的支持者。

Q：记者；A：吴利娟

Q： 您主持了《中国性少数生存现状调查报告》，当时 UNDP、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组织这次调查的初衷是什么？

A： 在做性少数权益倡导的过程中，社群内部的人常常会遇到不了解受援助者需求的问题。当时国内大部分性少数社群也做过小规模调查，例如关注职场歧视、校园暴力等，但这些调查存在主题比较单一、样本量比较小的问题，很难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更多样化的问题。

我们当时希望这个报告本身能够覆盖最广泛的所谓性少数人群，也就是包括 LGBTQIA（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间性人、无性恋）的一个群体，希望能够尽量包括各类人群、把各类人群的各种问题都得到呈现，进而去了解这个人群的生存状态和诉求。

Q： 这次研究对此后平权运动的开展有没有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A： 很难说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因为这次研究并不是对平权运动本身做的策略和规划，而是一个调查报告。 但它的间接作用可能在于，例如有人希望需要制定一个反校园霸凌的政策时，我们的研究可能会启发他引入一些性别的视角，同时提供一些数据进行支撑。 但这仍然很难说是对平权运动的直接指导。

Q： 您认为现在的性别平权实践和学术研究是否存在普遍脱节的现象？

A： 这需要在不同的议题下讨论。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即男女平等的议题中，研究和实践的挂钩是越来越紧的。很多学者有对政策提出建议的空间和平台，例如建议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同时加强托幼公共服务的发展，更好地平衡育儿和工作。

但在性少数议题上，学术研究和平权实践之间还是存在一定距离，主要原因还是在这个领域的学者依然没有一个公开和正式的平台，来让他进行提出政策上的建议。同时，因为性少数和平权运动很容易变成一个所谓的敏感议题，因此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存在一些困难。如果对平权运动本身的研究受到一些限制，就只能变成对这个群体本身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般还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它希望和学界的理论对话，而不是和实践当中运动的策略和目标进行对话。

但这些研究并不是对实践毫无帮助的。 对人群的研究会不断加深社会对这一人群的认识，即增加这一群体的可见度，同时增进社会的了解度和接受度。将来相关的政策出现时，这些所谓学术和理论取向的研究就可以成为制定政策的参考。

Q： 除了社会学以外，还有哪些学科对推动性少数平权是有帮助的？

A： 在性少数甚至更广泛的性别平等议题上，对平权实践推动最多的实际上是 法学界 ，他们会采用一种“影响性诉讼”的方式。例如，我们会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某些公司因为招聘时的性别歧视被起诉，实际上在这种案件中，起诉方能得到的经济利益是非常有限的。但为什么依然有人愿意打这种官司，有律师愿意接这种案子呢？就是因为从起诉人到律师，都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案件本身树立起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和舆论，能够提高性别平等的议题的可见性，同时也希望用人单位据此知道不能随便进行性别歧视。

同时，进行平权实践的一派人非常重视联合不同专业背景和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因为在平权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诉求，例如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教育培训等，要满足各种复杂的诉求必须调动各方资源，只依靠一种学科背景的人显然是不够的。

图：“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的主人公C先生

Q： 在调查报告里，我注意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性少数群体最希望得到的是家庭成员的承认，但反而家庭里的歧视率是最高的。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A： 这个结论看上去可能很意料之外，但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当你突然向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方面咨询的家长“出柜”（坦白自己的性少数身份）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生气或否认，认为是自己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出了问题”。这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也是整个大环境里性少数群体的可见性非常低，在知识层面和心态层面上也并没有做好友善、平等地对待这一群人的准备。

调查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问题是“你认为你周围的人会对性少数有什么态度？”，有50%左右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去讨论和表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议题存在。

Q：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获得家庭成员的理解和支持的。

A：我猜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庭内部公开身份。因为如果在社会上很难获得支持，很难争取一个友好的大环境，他会寄希望于在家庭的小环境中得到基本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我觉得家庭看上去是问题最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希望所在的地方， 家庭态度的转变很可能反过来带动社会态度的转变。

比如，很多家长最后会意识到，自己不希望子女成为一个“非主流”的人，但这也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如果社会不支持你，你的亲生父母也不支持你，那这孩子还有活路吗？ 所以，一部分家长也实际上也会因为社会整体环境的不友好转变观念，觉得至少可以在家庭里给性少数子女一个温暖的环境。现代的育儿理念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比如“无条件爱你的孩子”，实际上说的就是要接受孩子的种种可能性，包括他的生活方式和性取向等等。因此，家庭一方面可能是问题最激化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将来社会转变观念最早的撬动点。

Q： 在家庭问题上，同志亲友会之类的社群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吗？

A： 在中国，从活动的创意性到参与者情绪的饱满度来说，同志亲友会可能是整个同志社群中最出挑的一个。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情绪的动员，中国是一个相当重视家庭价值的社会，因此这种动员方式在中国效果会非常好。亲友会做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把平权引向了维护家庭价值的一个角度 ：有人认为，孩子是同性恋是对家庭价值的破坏；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我接纳自己同性恋的孩子，这是对家庭价值的一种维护。这种做法可以引起很多家长或者其同辈人的情感共鸣。

这也许会成为在中国开展平权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 在社会空间比较有限的前提下，用情感动员和对家庭价值的强调，进而可能通过家庭内部的结盟来影响社会。 这可能和西方的经历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情况可能是通过出走离开家庭，在外部形成社群的力量，然后反过来影响家庭制度本身。

图：同志亲友会

Q： 调查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结论，提出家长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跨性别或间性人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远高于不能接受自己孩子是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比例。这是否说明在性少数群体内部也存在可见性和接受度的差异？在平权运动中该如何应对这些差异？

A： 在调查中，我们试图找到一些间性人调查对象，但最后实际上发现绝大多数选择这一选项的人是填错了。许多人对间性人这个词的理解是完全不对的，能够看到的也只有少数网络上的自媒体对这个概念的简单科普，我们问卷中的绝大多数问题也并不适合他们回答，因而在调查里对间性人的状态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呈现。而对于跨性别者来说，他们并不像同性恋或双性恋那样能够刻意隐瞒自己的性少数身份，他们的性别表达和认同是藏不住的。这就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因而也会招致更多的歧视和负面反应。

这也是平权运动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像跨性别者这样性别表达非常规的人群，和同性恋者这样性取向非常规的人群的诉求上存在一些区别。在他们内部，也会对这种把所有性少数人群放在一起、把这些问题笼统看待的做法不满，认为这没有突出他们自身特定的处境和诉求。这就涉及到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寻找平衡的问题，这可能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最危险的是用一般性去掩盖特殊性，或者用特殊性去否定一般性的东西，这种极端的做法都会对整个平权运动造成损害。

Q： 刚刚您提到现在会有一些网络自媒体对性少数内容进行科普，而现在平权运动的主力正是受互联网影响最深刻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您认为现在社会的性别观念差异和代际有关吗？

A： 在调查中，我们其实可以直观看到60后、70后和80后、90后观念和态度方面的差异。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就像李银河老师说的，就是需要靠时代的进步、代际的更替来实现中国社会在这一议题上的前进。等新一代人成长起来，在知识上、态度上都更加成熟的时候，整个社会在性别平权议题上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是更高的。

Q： 年轻人作为平权运动的主体，会更加倾向于以社交网络为阵地开展运动、提出诉求，您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途径吗？

A： 互联网确实对中国这方面的平权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实际上很多人依然在想办法让它回到线下。像上海的骄傲节、杭州的彩虹马拉松做得都相当不错，实践领域里的很多人是在努力将运动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去的，即使现在留给平权的空间有限，但是也可以通过和其他活动形态结合的方式让它落地。 平权一定是需要走到现实生活中，才能影响更多人，让更多人把这件事变成自己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图：杭州“彩虹马拉松”

Q： 随着平权声音的越来越大，很多反同和恐同的声音也随之出现，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话语？

A： 有些人发表反感同性恋的言论时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的立场意味着什么，更多是在面对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的现象时的人云亦云，他的认识还是处于一个模糊地带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通过沟通的策略来争取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中并没有反同或恐同的宗教情结，所以这些模糊地带的人是可能通过良性沟通而被争取到平权阵营中的。

当然，平权运动中的很多人也觉得针对这些不友好的言论就需要表达愤怒，只靠心平气和地沟通是不够的。我觉得对于平权运动来说， 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发声形态存在 ，个人可以按照自己偏好的方式发出声音。如果公共空间里有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平和的或愤怒的的发声形态都应该允许存在，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方式。

Q： 除了依靠平权运动的推进以外，性少数的议题这两年由于粉红经济也曾经吸引了很多的社会和资本关注，您是否支持商业活动参与到性少数平权运动中？

A： 在现阶段，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如果有商业机构主动拥抱这个意识形态，愿意在产品宣传中凸显性少数人群的正面形象，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在目前的大环境里，性少数群体依然是比较容易被污名化的，如果有商业和资本的力量能够参与树立正面形象、提高可见度，这是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商业化过程中，一些性少数群体的成员是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的。例如耿乐创办的淡蓝，他是靠性少数群体内部的交友 app 盈利，同时又会把利益的一部分用来做公益，回馈这个社群，我觉得这样也还不错。此外，如果企业家愿意公开自己的性少数身份，这本身就能够提高这个群体、这个议题的可见性。

当然会有一些纠结，如果商业参与进平权运动，后者就很容易被前者裹挟，进而丧失自己本身的社会目标。但是从传统的男女平权运动，到现在的多元性别平权运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一定需要和各种阶级、和各种掌控权势和资源的社会部门打交道。这里面一定会有妥协、有交换、有策略性的选择在其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参与平权运动的人都应该保持一种警惕：平权的议程和商业的议程难免会有冲突的可能性，如果发生冲突，该怎么办？ 做好会有冲突的思想准备 ，给自己留一个退路和出口，到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化解冲突。

Q： 但商业存在回避敏感问题的倾向，在重大事件前面通常会选择不发声？

A：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作为一个组织的生存策略。他们作为在中国性少数平权运动中比较有影响力、比较有资金能力的机构，如果非要让他们冲在前面承担风险，就等于把运动中最有效的资产丢出去，当成手榴弹炸掉了。

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社群内部有一些很严厉的声音，比如要求组织一定要表态、个人一定要出柜之类的。我觉得只要他做的事情不是损害组织、损害整个平权运动的，就都应该允许他有自己的策略性选择的空间。 在大的环境并不乐观的前提下，组织内部还要求统一步伐是会损害整个运动的。

但凡对传统男女平等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理解这一点。女权运动为什么在第三次浪潮的时候变成了各有各的诉求？就是因为第二次浪潮的时候，主要起作用的是一个统一的声音，这会导致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诉求被忽略掉了，例如少数族裔女性、工人阶级女性、性少数的女性，他们会认为自己无法和整个运动统一步调，进而变成相互排斥。从女权运动的历史来看，一个运动强制要求统一步调和统一策略是有风险的。在运动中需要有共同的目标和共享的策略原则，但如果要求步调高度统一，我认为这最终会对运动造成更大的分裂，而非形成一个团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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