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是“年轻坂本龙一和大卫·鲍威在荧幕上恋爱”这样的画面太能吸引人，今年北影节中《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以下简称《圣诞》）成为一票难求的热门电影。《圣诞》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日军战俘集中营，由坂本龙一饰演的日军上尉与大卫·鲍威饰演的英国军官产生了模糊的同性之爱，并最终走向自毁。

这篇文章显然并不会（如大家所愿）展开仔细描述这两位的凄美爱情故事，而是希望借此探讨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战争对同性恋现象的影响究竟是如何展开的？

战争构建出的极度危险环境似乎是同性感情发生的土壤：日夜同在、出生入死。基于此，战争似乎成为了一个让同性恋变得普遍的有利因素。

出于宣传或其他目的，战争审美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同性爱慕。各种宣传画或宣传视频展现的无一不是单纯的雄性美和雄性特色，将军营描绘成一个理想的男性社会。在这些宣传中，战争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在纯粹男性的骑兵营中，远离了女人的干扰（在当时通常代表着较为低级的肉欲），追求的是更加高远的理想：和自己的知己，共同为祖国效忠。在战场上，一个军官可以为了救他的传令兵而冒着生命危险，而牺牲也会引起手下狂热的爱慕。

这种在前线结下的特殊感情有大量记载可寻。1916年的《潜望镜报》上，就登载了对两位士兵的描述：“（由于共同经历的苦难）他们互相结下了深厚友谊。从共同的回忆和苦痛中发展出一种不可摧毁的联系把他们永远连结在一起。人们发现在战斗班里他们成双成对，似乎这友谊不可能毫不减弱得扩展到更多人，会由于更多人分享而减淡。人们见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大家称他们为同伴。”

而在1916年10月的《胸毛与鹅毛笔》上则有更加露骨、直接的记载：“在救护所，一个支持不住的伤员扑向他碰到的一个担架兵：‘拥抱我，我愿和你一起死’。”

在战场上，此前一向对自己的性取向缄口无言的同性恋者也变得大胆、开诚布公。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同时也会让一些在和平时代对这种关系嗤之以鼻的人，用另一种方式看待同性恋情。在当时，大多数人对同性恋的理解在停留在“奇怪的娘娘腔”，而在战壕中结成的情谊却基于另一种逻辑：这是由荣誉和共同经历为信条构建成的雄性社会。

当时许多军官出身上层和富裕阶级，在只有男性的公学中就培养了上述信念，因此进入战争之后，他们很快便习惯且接受了这种没有女性、完全男性的生活方式。激情和理想构成了他们友谊的主体。我们熟悉的小说家毛姆一战期间在西线服役时，就遇到了22岁的美国人、英俊年轻的救护车司机吉拉尔德·哈克斯顿。毛姆雇佣哈克斯顿为自己的私人秘书，两人的伴侣关系一直保持到哈克斯顿1944年去世。

在战后，这种浪漫的情谊并没有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而消逝，而是依然保持甚至更加坚固。这似乎是由于战争中同性恋者形成的一种男性视角排斥了女性的介入，认为女性无法也没有资格了解战争中发生的一切，而男人们因为共同的经历而团结起来。但女性并不是战场中浪漫恋情的局外人。战争也为女同性恋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天地，这些主要作为救护员参与到战争中的女性同样得到了发展平常难以见光的同性恋爱的机会。

世界大战给同性恋情提供了温柔的土壤，但这仅仅是它影响的一个微小侧面。据不完全统计，一战留下了约六十万战争寡妇和约七十六万战争孤儿。孤儿的数量直接地揭示出了战后家庭单位的变化：数以万集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和丈夫，这导致许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即20年代法国女同性恋的盛行是由于男子的缺乏。（但这一想法实际上是荒谬的。据《20世纪法国人口记载》，妇女过剩人口部分被单身男子数量降低而抵消，还有大量法国妇女转而和国外更年轻的男子结婚。）

战争造成的惨痛后果推动了大量参与过一战的老兵投身反战运动。但与此同时，一批30年代的同性恋者（在一战发生时还是儿童）发起了一种“战争神话”：这些少年认为自己错过了此生中最重要的时间，错过了在战斗中和爱人同生共死的机会，难以证明自己是同性恋，同时也是男子汉。因此，当时发展出了许多崇拜战争和战士的思潮。例如德国的“天体（即裸体）运动”，以雄性崇拜和战士光荣为中心，维持一种隐秘的同性爱。

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战争催生同性恋情的同时，也成为了同性关系中所隐藏的暴力的一种催化剂。在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所应当地接受自己的同性倾向，由此产生了许多扭曲的感情。敌人既是仇恨又是欲望的对象，是和平时代可能的情人，又是敌对民族的标志。由此，暴力成为了同性恋文学的优先主题，例如詹姆斯·汉利的中篇小说《德国俘虏》中，两名英国士兵强奸并杀死了年轻、金发的德国俘虏，这段文字描写充满暴力和残酷，却以此揭示出了作战引起的挫折感。士兵无法忍受或原谅自己在前线显示出来的同性恋行为，因此为了自身的道德感平衡，他们宁愿将这种情节倾泻到敌人身上，以将其彻底否定。

战争为同性恋的发展带来了彻底的转折。在前线所发生的同性关系，在战争结束后依然延续下来——以一种更为隐蔽和深远的方式。这些关系唤醒了许多人对隐藏的天性的感知，让同性恋不能再轻易隐藏（或被隐藏）在社会中，它不再只是一种邪恶的疾病，而是每个人的一种潜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