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神秘柜子。

作者 | cigarette

制作 | 梦儿

对集体劳动时代的女性的劳动角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条线索 ，一条是沿着国家女权主义的思路，通过宣传资料和口述史等的方式对集体劳动时代对女性的赋权进行再确认；有趣的是，另一条研究主线所使用的研究方式（甚至是材料）和第一条主线几乎没有差别，得出的结论却近乎完全相反：他们往往认为，集体劳动时代对女性的赋权只停留在集体劳动时代的开始，即赋予广大妇女“走出家门”的权利，但在此之外，集体劳动时代中的女性角色事实上被取消，代之以一个能顶半边天的劳动者形象，这种对话语的剥夺和对叙事方式的规范化对女性权益造成的更多的是伤害而非利好。

沿着 前一条线索 进行的早期研究基本没有脱离对官方意识形态进行解读的窠臼，后期则更多的是对第二条线索的回应，例如戴锦华曾经批判中国女权在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陷入了阶级分析的盲点，呼吁正视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正确评估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以阶级差异甚至阶级歧视取代性别差异和个体差异，但至少在话语表述和激进行动中，工农阶级女性在国家体制面前，与男性平等，在公共领域争得了部分的权利和机会。而受个人主义和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影响的行动者，则警惕女权与政府权力共谋压迫女性。但双方至少还有一位共同的对手： 市场 在解放女性的同时，对女性进行无孔不入的物化与剥削。

沿着 第二条线索 进行的研究则有更多的海内外成果，分析思路和结论也往往更具特色，比较典型的有金一虹、高小贤、郭于华，以及海外的贺萧（Gail Hershatter）等。

金一虹 （2006）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指出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伴随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但是，政府对女性就业的鼓励，以及为城镇妇女提供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历来是有前提的：即“计划就业，统分统配”的体制，以及在这样的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就业机制中，女性扮演工业的辅助性劳动力和重要蓄水池的角色。 她的观点新颖之处在于，明确指出了，集体劳动时代对女性权益的所谓改善，即“女做男活”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领导者争取政治资本的方式，也可以说是面对现实矛盾（劳动力缺乏）的务实之举，但绝对称不上是对女性权益的有意识改造。

高小贤 （2005）选择了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分析这场社会运动背后的多种因素，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的图景。 她通过研究指出，被纳入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妇女解放措施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的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体现在：一、男女两性在劳动分工和分配中的不平等关系；二、只看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忽视了妇女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三、妇女健康状况的低下；四、劳动模范在性别关系与婚姻中新观念与旧行为之间的矛盾。

郭于华 （2003）通过口述史的研究方式，极为细致地挖掘了“不可见的”女性视角的集体化改造阶段的历史； 从他的发现来看，女性在集体化改造过程中更多的是作为改造的客体参与 ，即“下了田间地头，成了劳动力”， 她们对那段时间的记忆，是更偏向经历性而非事件性的。 也就是说，在更具主体性的历史，即设计集体化进程、处分财产等的历史中，女性是缺位的。但另一方面，尽管遭遇了诸多的痛苦，在女性的记忆中，那段时间仍然是一段极为快乐的时间，这种快乐一方面源于女性走出家门和以独立个体身份融入集体的过程促成的涂尔干式的集体欢腾；另一方面则是漫长岁月里集体化的共同建构的结果。

贺萧 （2011） 则指出在规范化的统一叙事之外，妇女们通过私人的、隐秘的诉苦的叙事方式重构着记忆，也塑造着认同，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对她们的“诉苦”的分析，重看妇女在社会化时期的位置和界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 《记忆的性别》沿着这种思路得到了两部分结论：一、妇女在集体化的进程中担当着国家的化身，她们推进了新的集体的建筑，也在集体挤压家庭的过程中维护了家庭的存续，但在集体解体、家庭重回视野之后，她们反而失去了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也即是说，集体劳动时代，是妇女在承担着对家庭的继续捍卫工作，但她们自身的地位却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二、记忆是可变动的，国家在集体记忆的建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可以将集体劳动时代的女性角色与记忆总结为以下要点：

1.   劳动：

1）家庭生活层面：虽然共产党革命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但也让她们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目标。毛泽东的言论和政策止步于家门口，对减轻女性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等家庭负担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2）职业发展层面：虽然女性的确对集体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她们很少能升至可以做出决策的位置，在围绕丈夫的家庭和村庄关系建立的社区中，她们依然是外人。研究还发现，女性经常从事对体力有要求的劳动，但挣的比男性少，因为涉及大型动物或机械的对体力要求较低、最有价值的任务通常留给了男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职业发展的改变是基于现实而非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没有能够促成对性别结构的实质改革，在集体化时代结束进入承包责任制时代后，女性便又逐步退回家庭了。

2.   记忆-话语

1）在统一的官方叙事面前，女性失去了个性化语言，不能用之来理解和表达自己的个体感受。国家的政治宣传塑造了她们的自我观念。海报、教科书和报纸宣传的形象和故事缺乏独特的个人经历，在观点、价值和成就上将女性与男性相提并论。对工作场合的女性来说，遵循这种狭义的、可接受的女性形象就意味着她们不能看待、理解和谈论自己生活的本来面目，而是必须遵循党的理想中的面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里，所有公开讲述中国女性生活的文章都遵循着相同的套路，那就是，她们从被欺压的妻子和女儿转变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作者——这几乎已成为所有女性的故事。

2）但在私底下，女性事实上还通过经历性的记忆与对苦难的再叙事保留了一部隐秘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她们走出家庭，又在保持着对家庭的“系挂”的同时融入集体，其个体身份首次得到彰显。正是这种“被当成人”看待的经历，从记忆层面对女性实现了赋权。 简而言之，女性的地位变迁虽然是历史的偶然或者现实因素的推动，但集体劳动时代的女性通过对这段历史的个人化解读完成了某种认同的塑造与递进。

ColorsWorld神秘柜子

一个PKUers自发组成的有爱团体

关注性别性向平权

期待能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发出一点微弱但笃定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