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神秘柜子。

作者 | 佚名

制作 | mu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与ColorsWorld立场无关

我的母亲长期遭受着我父亲的言语暴力，并在最近决定和我父亲离婚，她的离婚理所当然地牵扯到了我的生活，无论是作为参与者还是旁观者，这些天的所见所感都让我心力交瘁而感想良多。

当然，我并不是要大谈个人经历进而大倒苦水，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开篇就讲： 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 就女性对家庭暴力的隐忍的问题而言，我想做的，是从我母亲的经历出发，思考其中更为重要的结构性成因。

我最初并不能理解她的这种自我质疑，毕竟在我记忆中还保有多年前她和父亲共同经营饭店，一个人大清早开车出门采购一整车的食材回来，又指挥十几个员工赶在饭点前处理食材的印象；我的意思是， 我从来不认为，我的母亲是没有独立能力的 ，但何以至于她和她的朋友在思考她的离婚问题时，都第一个抛出了这个问题呢？

诚如我们所知，社会化并不一蹴而就，我们所选择的职业道路仍然塑造着我们。家庭主妇的职业或许“同样高贵”，但就现代性的逻辑而言，它绝不“同样有收获”。围绕着家长里短展开的重复性劳动，和以柴米油盐为主题构建起的社交圈，这些东西给家庭主妇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某种被甩出高速的社会转轮的离心力，而非自我提升的机会。

时代在进步， 我们今天会谈论“共同分担家庭劳动”，或是“男性退居家庭” ，但传统的社会规范并未彻底失去效力， “男主外女主内” 仍然是我们最为习惯的家庭生产模式。加之在资本主义的理性逻辑中，女性始终是某种二等公民。一旦家庭劳动的量由于新生儿的诞生或老人的患病而陡然增加，女性往往成为夫妻中那个首先退居家庭的人。

要求人必须不断提升自我的现代社会，正是利用这种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合理地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合谋，阉割了女性的生产能力乃至生活能力。这种阉割不仅通过社会活动范围的缩小对她们的性格产生影响，让她们变得更顺服；更通过社会关系的单调化、同质化对她们在婚姻中的议价能力进行剥削，让她们变得更脆弱。

向我母亲发问 “你能不能独立生活” 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家庭分工机制、性别薪资结构以及传统观念复合而成的某种社会力量。

在我母亲决定离婚的过程中面对的第二种阻力源于她的朋友、家人，而在其他受害女性的经历中，我们常常听到另一种质疑：“一个巴掌拍不响，他总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你。”

这两种质疑的表层指向当然并不相同，但在背后，又都含有某种关于性的隐喻。 我们不会反问男性“难不成你还准备再找一个”，也往往不会质疑男性“一个巴掌拍不响，她总不会无缘无故地要跟你分开”。因为“贞节”是只属于女性的美德——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如果一项美德只有女性需要具备，却并不同样要求男性，它的实质肯定是一个阴谋。如果一项美德只要求下位者具备，却不要求上位者，那它一定是一种剥削。”

正因为这种独有的美德，对试图重新走进婚恋市场的女性而言，从家暴中脱身绝非什么正向资本： 在婚恋市场上，女性最大的负面属性，一是非处，二是高龄，三是离异。 家暴的受害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临着来自自我、亲友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性劝阻”。

所以在 “从属性”的基础上，在对女性完成了能力的阉割之后，社会进一步通过性和贞节实现了对妇女的规训。

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而又丧失了寻找新的“寄生”对象的丰厚资本之后， 家暴受害女性并未获得等量的社会救助 ——这是我母亲和其他许多女性面临的第三重困扰。

社会救助的缺位一方面体现在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充分。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曾经迎来过一个NGO的短暂春天，各类国际NGO入驻，本土NGO蓬勃发展。但这种局面在2008年的舆论管控和2012年官媒向公知开炮中逐渐转冷，对NGO的管理日趋完备、严格，NGO本身的发展乃至生存也日趋艰难，尤其性别领域的相关组织更是如此——本应向家暴妇女伸出有力援手的相关NGO自身也是以早产儿的姿态在艰难求生。

电视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

社会救助的缺位另一方面体现在公权力救助的不成熟。我曾经在一家性别类型的NGO实习，在我们接触到的个案中，每一个受害者都有过多次报警无果的经历。 《反家暴法》 迄今实施已有三年，但基层民警仍然会给出“这是你们的家务事，我们警察不管”的敷衍回应，和“两个人各退一步，一家人嘛，家和万事兴”的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方式。我们的公权力，从未把个体所遭受的痛苦当成是一件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情。

试问各位，没有第三方力量伸出援手，被结构性暴力矮化、阉割的女性应该如何自救？自救成功的几率又有几何？

家暴受害女性的不离开不是单纯的愚昧和不知自救，而是身陷泥淖中的不可自拔与无处求助。无论暴力以何种形式体现，对渴望逃离家庭暴力的受害女性而言，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对社会结构进行一场重大的变革，那么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只能被所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神话欺骗，在结构性的暴力与持续不断的自我质疑中了此余生。

最后，同样以米尔斯的一句话为这篇回答作结： “社会结构若不能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

愿诸君以此共勉，改变社会、改变世界。

ColorsWorld神秘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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