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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引导人 | 榴莲

编辑 | Jasmine

制作 | 小鱼

现实生活中，性别气质与传统观念不符的朋友在使用某些有传统性别区隔意味的公共设施时，往往会感觉到心理上的不适以及实际上的不方便。根据“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以及非性别常规者）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在公共空间感到自在”，更有“近27%的跨性别受访者曾经在公共空间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歧视或者暴力”。其中，卫生间是受访者反映不适感最为强烈的地方之一，“71.8%的人在卫生间有不适感。”最近在The Nest发生的一起事件，更是引发了我们对于“厕所革命”的思考：

面对性别气质不符合传统观念的个体在公共空间遭受歧视的现状，有学者认为，应当取消公共卫生间的性别区隔。他们指出，将公共卫生间进行性别区隔，事实上带有某种政治意味而并非完全出于生理要求。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Celia Kitzinger在其于2016年发表的一次演讲稿当中就曾提到，公共卫生间的男女区隔，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产物。而当下很多女权主义者与跨性别权益倡导者希望取消其中的性别区隔，与这一区隔起源背后的“隔离主义”传统也有关系。

与此同时，取消公共卫生间的性别区隔，也对女性（这里指生理性别女性，本段同）如厕权平权有着重要的作用。在Kitzinger的讲稿里，她也说到了“女厕排长队”现象具有某些生理原因和社会原因。“男性排尿的平均时间为32-47秒，而女性排尿的平均时间为80-97秒（差不多是男性的两倍）。”“女性的复杂服饰使得她们在卫生间待的时间会更长”——阔腿裤、背带裤、裙子等服饰都是造成女性无法很快离开卫生间的重要原因。此外，人们似乎默认，在公共场合照看孩子的都是女性，“女厕排长队的原因是因为女性会把孩子一起带去上厕所（具有性别区隔意味的孩童照料）。”

而反对在卫生间领域全盘打破性别隔离的声音，除了保守派，也有Sheila Jeffreys (2014)。她的论点是，女性（这里特指生理性别女性，本段同）作为一个主体，并不会因为现今对性别（gender）的解构而凭空消失，因为她们有自己的共同利益与诉求，如果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随意选择卫生间，或者在性别通用卫生间中没有充分的隐私保护，那么这样的性别多元化所带来的，可能反而是女性权益的一种倒退。

针对“是否应当取消公共卫生间性别区隔”、“一旦取消应当如何保护已经受到性别区隔影响的个体”等问题，ColorsWorld邀请了一些对这些议题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开展了一次关于“厕所革命”的议题讨论。

为了解决“女厕门口排长队”的问题，现在都有哪些措施，其中哪些你认为是相对有效的？

针对“女厕门口排长队”的问题，参与者主要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见解：一是增加无性别／性别友善厕所，二是将男厕改建为女厕或增加女厕数量，三是推广女性立式小便设施。

有的参与者指出，设立无性别／性别友善的厕所可以减少生理女性的等待时间，同时也能够给予跨性别者一个较为友善的如厕环境。“建议设立三个厕所，男女和无性别差，谁爱使用哪个就哪个，还可以减少等待时间，又不剥夺大家的选择权。”但是，有关这三种厕所设立的比例问题，讨论中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一位参与者表示，在台湾，“学校的教学楼一般是男厕、女厕和一层一个无障碍厕所（标明性别友善），但是这个厕所也只有一个马桶，所以应该不涉及考虑男女上厕所的比例问题。”

另一些参与者则认为，增加女厕的数量和空间会是更好的解决办法。一位参与者指出，在香港，人们已经立法增加了女厕的数量。“香港立法会于2015年通过新规定，将公共场所男女卫生设施比例增加至1:1.6 ……同时要求公共场所以后设计男女厕所时，不再假设会有1:1的男女客人来到，而假设每迎来一名男客，将相应迎来1.5名女客，这将使得香港商场及百货公司、电影院和公共娱乐场所分别提供比现行标准多75%、160%和185%的女厕所。”

然而，针对“现在最被接受的提议’增加女厕的数量和空间’，”仍有参与者对此提出疑议，认为这样可能会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除非直接把男厕牌子换成女厕，否则很可能需要整栋楼的排水设施大规模改造才能实现，对很多大型商厦而言并不一定有足够动力去做。”一位参与者表示，她“之前的学校的图书馆是把隔层的男厕直接把牌子换成了女厕，就是男厕只有隔层像一楼三楼。” 她表示，她身边的生理男性对此并没有过多的反对，“感觉方便很多，男生们也很自觉。”

更为激进的一种看法是，反对将男女厕所排队时间长短不一看作是男女生理结构不同所致，拒绝用增加女厕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女性排队时间。“时间也是一种权力，是社会规训导致的生产结构导致着装与如厕设施上的差异，进而导致如厕时间不同，所以仅仅通过增加女厕位减少排队时间，只能说是一种很保守的方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时间权力不公的问题，还进一步巩固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想象。” 持这种观点的参与者认为，应当推广女性立式小便设施，并表示“西安之前在大学里就已经有了，只是还没有推广。”

图片1 女性立式小便器

这一看法引起了参与者中很多生理女性的兴趣，但她们同时也指出，立式小便不太符合传统观念，很难在中国推广开来。而且，女性使用立式小便器，可能会产生生理上的不便，可能需要配合使用一些不便携带的设施。对此，赞成者回应道，“立式小便器稍加改动，即可实现性别通用。女性使用时不必配合STP funnel等辅助设备，但可能需配合新设计的裤装。”

图片2 女性立式小便辅助设备

（裤装图片来自www.chickfly.com）

是否应当为了保护跨性别群体的权益，取消公共卫生间的性别区隔？在基本的（生理性别）男女平权还没有完善时，已经开始主张“性别流动”甚至“性别消解”，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还是在回避问题？

尽管现在已经存在取消男女厕所区分的呼声，但在一些参与讨论的同学看来，男女厕所的区隔是不应该被取消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反对理由与“恐惧跨性别” 没有任何关系。其中一位参与者从生理女性的感受这一角度论证了男女厕所区隔的必要性，“试想一下，如果你从厕所出来，发现前面是男的，你会有什么想法？只能建议不消除（厕所的男女区隔）而增建无性别差的厕所。不能因为要消灭性别差，而导致犯罪率的上升。男女始终是有差别的，是没办法忽略的。”

与这位参与者的看法类似，Olivia Broustra(2017)也曾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反对取消公共卫生间的性别区隔，是出于对强奸的担忧。她认为，如果一个生理男性声称自己是女性就可以进入女性卫生间或更衣室的话，将会给强奸犯提供极大的便利。“女性仍旧处于在被偷拍、被发送男性生殖器图片或是被露阴癖骚扰的恐惧之中，作为强奸案的受害者，我尤其无法接受这一点。”

与此同时，她认为，因为害怕被安上“恐惧跨性别”的帽子，一部分生理女性已经不敢说话，她们的意见也不能得到重视。“我并没有说跨性别女性没有受到歧视或压迫，但你们始终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不是生理女性，永远都体会不到有子宫是什么感受，也不懂得不孕对一个生理女性意味着什么。”她声称，在生理女性的权益还没有得到保障之前，就模糊男女性别差异，会导致生理女性的权益得不到重视。“你们要把’哺乳(breast-feeding)’改成’哺胸(chest-feeding)’ 吗？可我们还在为在公众场合哺乳而奋斗，不让这一行为看起来怪异或不合适。”

在赞成取消男女厕所区分的参与者们看来，“取消卫生间男女区分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这一点依旧是存疑的。“即便是在现在的这种男女厕所严格划分的情况下，也还是会有偷窥狂进入女厕偷拍。”况且，“犯罪率是否会上升”的主要聚焦点可能在于“露阴的合法性”问题上，而这一点恰恰“和文化的塑造有关”。如果从小就被教育不畏惧异性的裸体的话，之后在见到异性的裸体时也不会产生强烈的“打破禁忌感”。“记得之前卡乎写过在德国带娃的故事，他女儿在德国长大，对于异性的裸体没有一点害羞，这也是文化差异。”

有的参与者认为，Broustra等人所提出的“男女分隔” 观念本来就是被社会规训后所塑造出来的。“我觉得公共设施除了迎合人的需求，同时也在规训人：比如很小的时候幼儿园的小朋友不是男女分开上厕所的，当时虽然第二性征没有发育，但是生殖器的不同已然存在了，我们却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但在之后我们使用了男女分开的厕所之后也会觉得这种分隔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公共设施对我们的观念的塑造。”

正是因为这种“男女分隔”的概念是被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一位参与者主张，一旦改变社会氛围，“男女分隔”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观念也就可以被打破。“我觉得行为会改变态度，比如我大一的时候不得不去洗PKU大澡堂，一开始特别不能接受，后来就促发我的反思——哦那可能裸体禁忌是可以被打破的。”类似的，Ta认为，如果所有的卫生间都变成无性别的卫生间，那么无论是生理男性还是生理女性，都会慢慢习惯于和异性合用一个卫生间。

一旦取消公共卫生间的性别区隔，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已经受到性别区隔观念影响的个体的感受？而公共财政又需要付出多少额外资源来保护他们的感受？

针对“只要改变社会氛围就可以打破传统性别区隔”的看法，另一些参与者则认为，事情可能远没有如此简单。首先，“打破裸体禁忌”并非所有人都能轻易完成的任务，在曾遭受过不良经历的人看来，这样的任务尤其难以完成。有参与者指出，如果曾遭受过异性的性侵害，对异性身体的恐惧也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抹去。“Broustra之所以会提出男女区分的观念，很大程度上也与她是强奸受害者有关。”

其次，宗教也是一个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的因素。“如果洗手间中的洗手池和化妆镜等设施全部去除性别隔离，而一些女性因为宗教信仰，必须在性别隔离的化妆镜前整理头巾，会不会给她们带来麻烦？”此外，也有人指出，如果在宗教场所设立性别友善的卫生间，可能会使得很多虔诚的教徒不再到此地进行宗教仪式。

一位参与者总结道，要解决“是否取消公共卫生间的性别区隔、取消多少公共卫生间的性别区隔”等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维持这样一种平衡：一方面要照顾到那些已经受到文化驯化、坚持男女需要区隔的个体的感受；另一方面也需要维护跨性别群体（以及非性别常规者）的权益，为他们提供更为安全的公共空间。

就此，参与讨论的同学们也提出了一些自己认为比较妥当的方案。“如果要设立一部分无性别洗手间，不仅是改变牌子那样简单，在一些细节上也要注意：比如，门板底下和上面是否有很大的门缝（如果有，应该考虑改为全封闭式的），垃圾桶是否是封闭的（如有条件，可以在普通垃圾桶旁边增设卫生用品专用消毒桶，我交换时国外学校有这样做的），隔间内是否有充足好拿的卫生纸（特别是生理女性会在翻包拿纸上花费很多时间），等等。”

为了缓解一些人对异性身体的恐惧，一些参与者提议，要设立生理男性小便区。“如果将生理男性小便区单独区分出来，剩下的部分当作无性别卫生间的话，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很多生理女性应该也会选用这种无性别卫生间，”从而使得卫生间的利用效率得到提升。而从生理男性的体验角度来说，即使所有卫生间都改成无性别卫生间，他们也往往不需要排长队，减少了可能的反对声音。

关于一些女性可能因为宗教原因不能在异性面前整理衣装的问题，参与者们则认为，可以将洗手台和镜子与卫生间分离开来，并设计为“有性别区隔”和“无性别区隔”两种。也有参与者引用他人观点，指出应该“对现有的男女分隔的卫生间进行改造，一个贴上性别友善标签，另一个则改为单人使用。”

参考文献：

[1] Blogger, Guest (2016). Gender and Religion Meet at the Porcelain Throne. Miss Muslim.

[2] Broustra, Olivia (2017). I am a Woman. You are a Trans Woman. And That Distinction Matters. Athena Talks.

[3] Jeffreys, Sheila (2014). “The Politics of the Toilet: a Feminist Response to the Campaign to ‘degender’ a Woman’s Spac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45: 42-51.

[4] Kitzinger, Celia (2016). Sociology of Toilets: Gender, Sexuality, Inequality. https://www.slideshare.net/CeliaKitzinger/sociology-of-toilets-gender-sexuality-inequality-celia-kitzinger

[5] 北京同志中心、UNDP（2017）《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6] 佚名（2015）《如厕要平权，香港立法增加女厕比例》，《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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