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罗伯茨法官神话了一男一女结合的历史悠久性， 错误地把同性婚姻与多偶制并列 （后者具有减少配偶数量的真实社会成本），又 错误地区别开同性婚姻与跨种族婚姻 （反对者的理由都是偏见），并且无视了迫害同性恋者的漫长历史， 反而要他们尊重迫害者的言论与尊严。

他还顺带批评了异议的阿利托法官，认为 婚姻不必跟生育挂钩 ，“我们国家又不缺孩子。不育的人也没被禁止结婚啊”，而“同性婚姻事实上对孩子更好，因为同性婚姻的合法使得同性伴侣收养的孩子（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在情感上与财政上都处于更好的状况。”而且同性婚姻减轻了同妻同夫的问题。

由此可见，波斯纳法官作为一名坚定的左派与务实的法律经济学家，对同性婚姻持有着坚决支持的态度。

但他早在1992年出版的《性与理性》一书中就有对同性婚姻问题的深刻分析，其中不乏些许看似保留的意见。在彩虹事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重新审视他的分析，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清醒的认识与思考。

波斯纳认为，同性婚姻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甚至同性恋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要追溯到中世纪基督教性伦理。因为基督教主张人在上帝面前的一律平等，都具有原罪意义上的平等，因此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婚姻关系具有了更多的伴侣性质，也就是情感因素。于是原来能够隐蔽于不讲感情的非伴侣婚姻中的同性恋就无所逃遁，并进一步随着修道院的废除而更加走投无路，才有了同性恋亚文化的公开出现，以及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深刻敌视。

支持同性恋正常化以及同性婚姻的理由上文已述，但历史地看，要让更多人接受同性恋者及其权利，其实有赖于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与妇女职业的变化，这将导致婚外性行为（不论男女）的成本下降，婚姻收益减少以及结婚率的下降。 也就是说， 当人们不再把婚姻，特别是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姻，那么当回事，同性恋者与同性婚姻才可能逐渐正常化，颇有点“此之甘饴,彼之砒霜”的感觉。

而讲到同性婚姻的前景，波斯纳悲观地认为，即使社会充分宽容， 同性恋仍是一种独特且不幸的生活方式，同性婚姻并不像异性婚姻那样美好，虽然后者也一塌糊涂。 首先是同性伴侣还不能获得在生物学意义上双方共同的孩子，而一般人对领养的需求总是不如对自己孩子的需求，因此同性婚姻比异性婚姻更少一些孩子。而孩子就像婚姻所带来的其他结合物一样，是一种虽然可疑但或多或少的粘合剂。

其次，男性天生比女性更花心，更看重性而非爱，所以两男结合不如一男一女来得稳定。“并不是异性恋行为，而是因为有女性的存在，才有助于（一个婚姻的）稳定。”婚姻越不稳定，就越少可能有孩子，进一步增加其不稳定。但这一论点其实有利于女同性恋，她们的婚姻前景比男同性恋、甚至异性恋都更好。而且对伴侣的年龄歧视也是男性更强，于是进一步促进了男同性恋关系的不稳定性与女同性恋关系的稳定性。

当然，波斯纳深知以上论断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孩子，婚姻制度的不稳定性也蔓延到了异性恋。但他坚持自己对于男女特性的划分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稳定性差别，算是相当政治不正确了。他还反驳认为男同性恋者同居比异性恋者同居更为稳定的研究，认为更恰当的对比是男同性恋者同居与异性恋者同居加结婚，因为想要稳定的异性恋者很容易结婚，不需要同居。而对于关系质量的研究也不可过于采信，因为那个研究中的异性恋者都没有孩子，而且关系长度还是长于同性恋者。

只不过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成为一名同性恋者已经够痛苦的了，一点也不快乐（gay），别再在制度层面给他们设置更多路障了。

不带价值先见地考察波斯纳的评论，其实可以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经历与体验相切合。 我们很少见到长期的非开放关系的同性情侣，这一部分要归于同性婚姻的缺位，一部分要归于个人意识的高涨，或许也还有一部分，可以归于同性恋者本身。

我曾遇到过一个已经工作的师兄，他号称 “我认识的每一对在一起很久的圈内情侣，都有一大堆破事儿。天天腻歪的经常吵架，平淡如水的没有感情，到后来就是搭伙吃饭、各自寻欢，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他的话曾使我不适，但细细想来，这人生的经验或许并非全无道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争取婚姻平权的无意义，因为可以结婚代表了社会的承认、平等的身份与自由的生活。 对一个饭都没吃饱的人侈谈膳食均衡、营养升级是一种犯罪。婚姻制度要衰落，也应该是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一起衰落。

但我们还是可以对胜利的果实保有一些冷静与清醒。婚姻制度并没有那么美好，生而为同性恋者本身就需要多承担一些，且不论社会让我们承担的东西。 当历史的进程不断将我们向婚姻平权推近，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幸福还需要靠个人的奋斗。

也可以不奋斗，佛系一点，“右滑了就做快乐事，别问我是劫还是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