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神秘柜子。

作者 | 地雷丸

编辑 | 李学农

制作 | 小鱼

2017年11月25日下午两点，第十届香港同志游行开始。路线自维多利亚公园始，于中环爱丁堡广场终。

奇怪的是，我此前并没有类似经历，但“走上街头”这件事，一开始已天然在脑海里烙上“示威”的标签： 好似它必须苦大仇深、剑拔弩张、寸土不让。 但踏进维园的集合点时，所见却同这一“印象”大相径庭：气氛轻松活泼，对比内地近日气候，颇让人有叛逃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式的感慨——此是题外话，我姑且怀着愧怍而按下不表。

以蓝色系为主（这是今年的着装建议）的人群聚在草坪上，最前面搭起小小舞台，有人发表讲话并宣传今年的口号：“转风执位，歧视归西”，但并非所有人都在专注聆听：人们似乎更愿意散在各处，购买纪念品或自拍合影。有人打扮成蝙蝠侠，举着美漫画风的反歧视标语，身边的小丑随着音乐扭动，不时给路人发放彩虹糖；倏尔又看见身材高大，装束让人想起D伯爵加强版的变装皇后，恍惚间以为自己身处漫展现场。

2017年，新特首及新班子上台，同志游行的口号“转风执位，歧视归西”脱胎于麻将术语，在官方解释中成为对新政府的希冀。 政府对LGBT的态度暧昧，那么民间对政府的态度就既鲜明，又在敦促中仍有遗世独立的趣味——无论哪一任特首上台，无论新一任政府是否听取口号和诉求，都阻碍不了这必须上的街。

今年， 跨性别者的“性别承认”成为游行中最引人注目的诉求。 11月20日，立法会针对“性别承认条例”举行了公听会。该诉求的倡议者认为香港应参考如英国《2004年性别承认法令》等外国做法，设立性别承认制度，以让某人的性别认同在法律上获得承认，可以登记在公共登记册及其人主要的身份证明文件上，并借此在法律和社会层面消除对跨性别人士的歧视。目前，香港只允许一名“手术后的变性人士”提供一系列“其性别在完成疗程后已经变改”的医学证明，以更改其香港身份证上的性别标记。[1]

我挤到舞台前，台上有“彩虹大使”讲话，台下绰号“慢必”的陈志全议员（2012年公开出柜，成为香港首位出柜议员）身着短袖短裤同众人合影。场内社团三三五五地举旗——有在一旁支起音响播放《光明会》的“大爱同盟”；亦有数次民主运动中打头阵的“众志”（Joshua亦在现场）；从内地过来的“彩虹中国”成员身着统一T恤蹲下合影；而台湾游行的旗帜也飘洋过海地来到此地。更有无数“散客”穿梭于密密人墙间，接受采访，或在某些社团的联署上留名。

讲话终了，又念过一遍口号，正式开始上街，约莫是三点左右。主持人显然身经百战，一旦有暂时拥堵的情况出现，便将之同香港同志社运的现状作比，果然成功激发斗志——但诚如开头所言，说这是“斗志”，似乎有将气氛肃杀化之嫌。 我本以为“散步”是出于对“游行”严肃意义的忌惮（——来得莫名其妙）而采取的“讳称”，孰料用在这里竟然恰如其分。

我们一路闲庭信步，更有人牵着宠物漫步其中，只在被要求加快脚步时才小跑起来，并朝着面前天桥或巴士上的众人挥起彩虹旗，哪管他们可能正是被游行队伍暂时阻断脚步——何况尚有不少人给以鼓励神情。今年共有一万多人参与游行，规模不小，但在闹市“唔好”占据过宽路面，整条队伍因而显得更蜿蜒。

我是抱定主意要做“油尖旺高晓松”的人，此前竟从未踏足中环，如今混迹游行队伍，才有了足够闲暇，索性伸长脖子观望排排大厦如何拔地而起林立于兹，亦明白参与游行，就是打定主意要被人观看自己的同志身份。

此时，我和这所城市如同互相向彼此敞开，“看与被看”的张力竟也有了浪漫之处。“南洋商会”或“XX商行”的字形烙在楼宇中，显得铅灰暗沉，而旗帜簇簇招展，于窄窄轩尼诗道间挤出鲜妍颜色，恰恰配合歌词中所谓“一朵朵的花”。

同来的师姐与我都同意此时应有歌声，但我们行得太快，竟然连《光明会》的旋律都抛在身后。她话，要不要唱我偶像的歌？我踌躇片刻，还是拒绝—— 我那位偶像建立自我认同的年代，气氛太萧瑟，歌声里密布着寒夜冷雨。 诚然冷雨可能复苏于这个年代，而我们也终究会有需要金刚怒目的时刻——但在此际旗帜招展，我宁愿它是个狂欢（尽管不是欢庆胜利）的现场。

“不如唱《国际歌》，”我说，“我们也有口号——同志爱同志！”

队伍中不乏有“神爱同志”、“God makes me gay”的标语，作为宗教的局外人，我无法评判这种诠释是否合乎教义，又或是否算得上一种机敏的争夺话语权的策略。但我至少能从中学到一点波普的幽默，尽管可能同他们的用意大相径庭。

中途，有人递来一小本册子：由名为“午夜蓝”的团体出品，封面写着“舒筋活乐”，翻开看见“嫖是欲望，亦是需要”、“性工作是工作”的字样，才明白它是为提倡香港性工作非刑事化——尤其是为破除对同性性工作者和嫖客的污名而来。小册子最后附有一系列“玩乐指南”，让它看上去泯然某种“男科杂志”。转念一想，如此堂堂正正谈论“去边玩（去哪里玩）”的态度，倒比义正词严的呼吁来得更春风化雨。

我之前从未参与此类散步， 因而在此大谈“游行”本身的意义，自然会同纸上谈兵一样显得奢侈而脆弱。 我只是穿过一面面高擎的彩虹旗，在突如其来的BGM 中搔首弄姿，在快到终点时同志愿者一一拥抱，一边心潮澎湃，一边又疑心这是否依然是同志们的自High：一路上我们花枝招展，但除了标语与旗帜之外，我们似乎也并不急于同外界辩白。

爱丁堡广场离中环地铁站不远，我没有参加当晚的After Party，将作为纪念品之一的彩虹缎带绑在书包上，它是同志运动的一部分，亦是香港城市斑斓色彩的一种（或许微不足道的）组成。我知道，今年是香港同志游行的第十年——突然间十年便过去。

[1] http://www.iwggr.gov.hk/chi/pdf/consultation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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