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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99

编辑 | 小年

制作 | 小年

11月15日，澳大利亚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公投结果出炉，在澳大利亚所有州和地区中，赞成票比例都超过反对票。这似乎说明世界对于同性恋者的接受与支持程度正在一步步提高。同性恋本身不再被学术界看作是一种病症，反倒是“恐同”者成为了许多人眼中更像是病人的那一方。当“恐同即深柜”成为今天许多人看待欺侮同性恋者的恶霸的第一反应， 我想我们有必要更清楚地了解恐同，因为宽容和接受的第一步往往就是了解。

恐同（homophobia）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George Weinberg于1965年提出，他将其定义为对与同性恋者的接触的恐惧。尽管如此，恐同却从来没有被权威学术机构正式归为临床心理学中常见的恐惧症（phobia）一类，并逐渐被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等其他概念同化。现在，恐同一般被定义为对同性恋的恐惧与厌恶。表现为恐同的人会尽量避免同性朋友之间较为亲密的关系，以防被贴上同性恋者的标签。由此可以看出， 恐同并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对人的社会性的控制系统，左右着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态度、情绪以及具体行为。

让我们回到“恐同即深柜”的论断。这种看法本质上是对恐同产生原因的一种判断，但这种看法究竟是否有道理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有研究发现，男性恐同者在观看同性色情图片时相比非恐同者更可能表现出性唤起(Adams, Wright, & Lohr, 1996)。然而，这也无法说明恐同的根源所在，另有研究支持了恐同的社会学习观点，即父母是恐同者的孩子自己也更可能支持反同性恋的观点（Weinstein et al., 2012）。在这一问题上，一个有趣的观点在恐同与性别歧视间建立起了联系。研究者举日常生活中的男性交往为例，她认为这种交往多是基于情感的疏离、竞争性和对女性的性别物化，通过这种交往，男人贬低女性价值，进而使他们的男子气概得到强化。恐同则是维持这种两性间权力结构，强化男性的性别歧视的一种方式（Anderson, 2000）。这种观点为恐同研究提供了一种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新视角，但也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的问题——仅以男性为研究对象和默认男性的性别歧视倾向。

今天，人们对恐同话题的关注重点似乎有所改变，许多研究的对象转向了恐同的受害者，即同性恋者。一般来说，同性恋者在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早期常会经历困惑与绝望，标志为较低水平的自我接纳和自尊（Ross & Rosser, 1996）。这时，环境中的恐同者对同性恋者的消极态度对于身处这一阶段的同性恋者而言则是雪上加霜。有些同性恋者无法很好地处理环境赋予同性恋的污名，他们可能会将主流文化中的对同性恋的消极态度内化，也开始鄙弃自己。这样，内化恐同（internalized homophobia）便产生了。 Herek（2004）将内化恐同进一步描述为一种内在的心理冲突，即对同性的爱慕经历与感到需要成为异性恋者以避免他人的负面评价之间的冲突。 显然，内化恐同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但不幸的是，这是同性恋者所面临的一道很难完全克服的障碍，并对同性恋者生活中的各方面都产生着不良影响。

对于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而言，克服内化恐同是一条必经之路。 在今天，有同性恋倾向的孩子通常是由异性恋父母所抚养成人的，并被当作异性恋来对待。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往往较为消极，这样的态度无疑会影响到同性恋孩子的自我概念。另外，同性恋孩子很难在成长过程中找到同志群体，并向身边的模范学习。这些都使得同性恋孩子在进行自我标签化的时候面临着不确定和不敢的困境，而出柜则正是同性恋者努力克服内化恐同的一种典型表现。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内化恐同与男同性恋者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低级阶段相关（Rowen & Malcolm, 2003）。 的确，内化恐同与同性恋者的隐藏有直接关系。 一项研究收集了78个男同性恋者的面孔图片，并要求被试判断面孔主人的性取向，结果发现，内化恐同水平较高的男同性恋者出柜的可能性更低，被判断为同性恋者的可能性也更低（Tskhay & Rule, 2017）。

然而，出柜并不意味着永远地摆脱了内化恐同的威胁。由于自身的内化恐同，许多已出柜的同性恋者依然在亲密关系问题上头疼不已。 对于还未建立稳定的伴侣关系的同性恋者而言，他们的内化恐同与对自身的消极看法使得他们一方面不愿与同性建立起长期、深入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与同志群体的接触较少，也难以找到潜在的恋爱对象。至于那些已经建立起亲密关系却仍受到内化恐同困扰的同性恋者，许多研究则表明内化恐同与较低的亲密关系质量直接相关，对于男性与女性同性伴侣而言都是这样（Balsam & Szymanski, 2005）。更具体而言， 内化恐同会使得个体在与同性伴侣发生冲突时为关系的维持付出相对较少的努力 （Gaines, Henderson, Kim, Gilstrap, Yi, Rusbut, et al., 2005）。

除此之外，内化恐同还可能对于人的健康状况造成影响，特别是精神健康。 Meyer（1995）发现内化恐同是男同性恋者所面临的作为少数的压力中最能有效预测他们较差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因素。预测力最强的五项精神状况为道德败坏、罪恶感、性心理障碍、自杀倾向与行为和艾滋病相关的应激反应。其他的一些研究则发现了内化恐同与个体情绪障碍和酒精依赖之间的相关性。关于男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中最典型的一条应该属“滥交”了。一项关于HIV预防教育项目效力的研究发现，性交时使用避孕套的自我效能感在干预前后的变化量与个体的内化恐同呈负相关（Huebner, Davis, Nemeroff & Aiken, 2002）。尽管这一结果与此刻板印象并无直接验证关系，但至少说明了HIV预防项目对于高内化恐同者而言并无太大影响。

内化恐同给同性恋者带来的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其本质上就是一种消极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那么要如何降低同性恋者的内化恐同？从内化恐同的定义来看，社会环境中对同性恋者的消极态度与同性恋者自身的敏感脆弱是导致内化恐同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但后者对于前者而言也只起到调节作用。想象一个对同性恋完全包容接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没有恐同这一内化恐同的先决条件，同性恋者的内化恐同自然也不会存在。但现实是恐同在今天广泛存在着，同性恋者能做到的似乎也只有提升自尊，无视偏见，他们始终需要比别人更坚强，才能拥有正常的生活与人际关系。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同性恋者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在一天天降低。但其他性少数群体呢？“内化恐双”、“内化恐无”这些没有被正式提出的概念是否事实上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中？他们的现在与未来会如何？不知道。我只知道， 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者的地狱中，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与他人是不一样的，差别带来的首先仍是分裂而非包容。 今天的人类似乎变得越来越个性化，我们很难愿意主动去找自己和他人身上的相同点，除非是在恋爱。

所以，还是要坚强起来啊。 “打铁还需自身硬”，说的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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