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神秘柜子。

作者 | 野猫君

编辑 | 炮炮

制作 | 小鱼

插画 | 时九

小野猫：大家好，给大家承诺的《第二性》连续导读一直没能继续做出来，我非常惭愧。这学期事务比较繁忙，先给大家奉上我节译自《剑桥哲学研究指南：波伏瓦》（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2003）的一篇导读文字，暂供大家参考。原文注释都略去了，译得粗糙，请大家指正。待稍有余力了，我会更主动地给大家好好写有关东西的！谢谢大家，我爱你们！

德布拉·贝尔戈芬（Debra Bergoffen）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第二性》中这句广为征引的金句，不仅成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中的一把旗帜，也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条个性签名。乍看上去，这句话的含义一目了然，而《第二性》中对于女性日常生活的大量描述也使之更加丰富形象。这句话似乎就是在讲性（sex）和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分，似乎就是在说，那些生来长着阴道的人类，其实是在习惯的熏养中才被带入所谓“女人”这种成人角色之中的。不过，时至今日，事情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句话是不是说，性和性别就是截然不同的呢？任何一个带有性的身体，都可以选择去成为它想要成为的性别吗？随便谁都能成为女人吗？波伏瓦批判了生物决定论，就等于说她认为身体可以被任意抟塑了吗？或者说，波伏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她想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有所警醒：我们每个人都各有“性”之差异（sexual difference），这一点确实是由人的身体中各类不同的质料特点所造就的；可是，以父权制作为权威来源的性／性别区分却大有问题：它在知识论上站不住脚跟，在道德伦理上令人难以容忍，并且还在政治领域内带来了不公正（《第二性》，第267页）（ 译者按：作者下引页码参考英译本1989年版 ）——是不是这样呢？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句话在诞生之初就产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强大影响。它很快就成了女性主义者父权制批判中的核心主张，最终变得家喻户晓、浅显自明。如今，各位当代理论家和各类先进技术则让这句话再次回到了它离经叛道的开端。他们既不是想让我们退回到“性和性别之间毫无区别”这一立场之上，也并非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是性直接催生出了性别”。今天的思想家和技术想要向我们揭示的无非是这一点：自然与文明之间看似判然有别，其实，其间的划分不过是一条模糊的界线。变性者（transsexuals）、跨性别者（the transgendered）和间性者（the intersexed）的体验，向我们揭示了性与性别相互交织的不同方式。他们的体验还告诉我们：诸如“性与性别是自然的属性，还是文明建构的产物？”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人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由自然给予的，也没有任何文明建构物能从虚无之中产生。

我想，既然模糊性概念是波伏娃重要的思想遗产，面对这些变化，她本人应该会感到颇为高兴。要是我们能暂且不把这句名言视作一条意义自明的真理，而是能够对其稍作反思，那么，我们会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波伏瓦思想的复杂性，也会对父权制之下的女人地位有更为丰富的理解。我把对这句名言的推崇，视为一次重新思考父权制结构的契机；我会把这句《第二性》中最为人熟知的句子，放回到波伏瓦这本女性主义宣言书中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段落中去加以理解。借此，我将向大家表明：在论述女人的平等地位的同时，波伏瓦也在反复对女人所具有的性之差异（sexual difference）加以肯定。而这一论点的独一无二的理论魅力，就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模糊性概念。

“什么是女人”（《第二性》，xix）——波伏瓦以这样一个问题拉开了《第二性》的思想序幕。在短短一页纸的内容中，波伏瓦断言：尽管女人确实存在，但是，女人的生存（existence）却只能有待于进一步确认。女人确实存在，波伏娃对此无法加以怀疑。如果她想要确认其生存，她就必须“首先承认：我是一个女人；一切后续讨论都只能够以这条真理为前提”（《第二性》，xxi）。不过，这种对自身生存的确定感在她身上面临着各种麻烦。一旦波伏瓦想要为“女人”寻求定义（而由于她自己首先也是个女人，因而她也就是在为自己寻求定义），她便发现，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乃至相互矛盾的）解释，她却没法搞清楚哪些解释才是真的，更别说到底有没有真的解释。她就这样受困于一种笛卡尔式的两难境地中：她很确定自己存在着（that she is），但却搞不清楚自己到底以什么样的身份存在（who she is）。可是，波伏瓦却不能走上笛卡尔的普遍怀疑道路，因为她承认了一种笛卡尔根本就没感受过的确定感——确实有两类不同的人存在着：男人和女人。如果不能首先在性的选项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就不可能把自己界定为人类。对于具有性的确定感（the certainty of being sexed），和对于作为人的生存确定感（the existential certainty of being human），二者根本无法割裂。

波伏瓦找到了笛卡尔的盲区，也就由此理解了他对此视而不见的原因。作为一个男人，笛卡尔身上的性／性别并不醒目。他大可以把它视为与其身份不相干的属性给忽视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man），他就是“人的绝对类别”（《第二性》，xxi ）——用来确定其身份的性／性别术语，“man”，同样也可以用来指称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因此，其在性／性别上具有明确特征的生存状态，并不为他所察觉（《第二性》，xxi ）。这位大谈“我思”（the cogito）的哲学家，渴望躲闪掉一切感官所布下的骗局，却在此中了语言的埋伏。尽管他仔仔细细地规避了所有成见，可他还是没能察觉到潜伏在他沉思录中的父权制偏见。

笛卡尔通往确定性的阳关大道，波伏瓦不敢随意苟同。她的性／性别正是对人的绝对类型的否定。用来称呼她的“女人”（woman），从来没有被用来指称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身兼女人和哲学家这一双重身份，波伏瓦不可能从一个唯一的、中立的主体（the one, neutral subject）入手。她无法逃离感官的分量，她是个女人。对于她来说，二元性（the two），这种不得不在男人或女人中作出选择的性／性别化的生存确定感，才是她必由的出发点。

笛卡尔远不是第一位被语言所蒙骗的哲学家，而波伏瓦也不是第一位发现语言在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中起着引导或误导作用的哲学家。尼采发现，所有哲学家都错误地把语法结构视为哲学范畴，对此他们都罪责难逃。可就算他也看不见波伏瓦的发现，因为他同样是个父权制下的“man”。尽管他已经关注到了差异现象，却没有细察到性之差异的结构或意义：要让“多”（many）成为“他者”（others），而不是同一者的重复，二元性才是其真正的可能性条件。

笛卡尔知识论一手炮制出了“抽象意识”这个谎言。这种意识演变成了启蒙时代的自律-自由主体（the autonomous subject），进而为社会契约传统下的政治生活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政治中，男人（被等同为唯一者的性／性别）获得了自由，但其获得自由的手段却是把女人（第二位的性／性别）从中政治舞台上移除。早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就已经有了这种政治策略的雏型，其中唯一者的知识论和排除法式的政治已初具规模。《理想国》揭示了唯一者的知识论对唯一者政治起到的必要奠基作用，也由此揭示了为什么人们无法容忍政治领域中的性之差异。只有消除了她们身上的差异，女人们才能够参与理想城邦的治理。比起大多数政治思想家来说，柏拉图更为坦白直率。他承认，女人只有首先被当作男人看待，才能够成为护卫者阶层的一员。他断定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性之差异只不过是一种偶性，而非人的本质差异；但他同时也承认，保持性／性别中的无差异状态，困难太大。这就是柏拉图的政治谎言：它一方面拒绝了性之差异，另一方面又把阶层差异确立为必然而自然的真实状况，以此作为抹平性之差异的补偿。

在《理想国》所谓“高贵的谎言”之中，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母亲：大地。我们都是她的孩子。这样说来，女人在本质上就不是母亲，我们也都不真正是女人生下来的。高贵的谎言把“女人”和“男人”一律地变成了孩童降生时的次要属性，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我们的构造材料是金子、银子还是铜。启蒙时代的政治理论整个地颠倒了柏拉图对差异现象的阐释。性之差异被确认了下来，而阶层差异（至少在理论上）被否认了。女人生来就是母亲，并不适宜于公共生活，这成了启蒙政治的高贵谎言。启蒙的神话与《理想国》的神话，虽内容各异，却有着类似的意图：它们都力图说服那些基于差异而被排除在权力游戏之外的人，让它们相信，把它们除名是天经地义的事；它们必须相信，是命运让它们以被排除在外的形式参与其中——因为这正是共同善的必要条件。正是在如此这般“公正”的名义之下，女人才同意去成为那个非本质性的他者（the inessential Other）：只有作为唯一者的“man”的从属部分她才存在着，并且，只有充分履行了她作为部分的职责，为了整体的“man”的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才存在着。直到变成了这种部分、这种非本质性他者、这种父权制的女人，波伏瓦才发现，对于她自己来说，她已经无法把她自身当成她自身来加以体验了，由此也无从知晓她自身是否真正存在了。

笛卡尔的怀疑源自自身，但波伏瓦却不一样，她对生存的确定感是从外部受到威胁的。麻烦并不在于她对于她已知的各种“我是谁”的解释有所怀疑，而是在于，她连一个能够从其中找到任何一种对于自身身份的理解并加以怀疑的知识来源都没有。任何她所知道的一切和她自己有关的东西，“只不过是男人所下的裁断”（《第二性》，xxii）。男人们断定，身为一个女人，她就没法为了她自己而存在（ 译者按：being for herself，为了自己而存在、生存，强调个体生存的自主性、非从属性。下文为简便有时也译作“自为存在” ）。而这一裁断，和她对自己能够作为一个自为存在着的女人的直接体验发生了矛盾。一个不可能的抉择摆在了她面前：要么是否认掉对于自为存在的确定感，要么否认掉自己是个女人的确定感。父权制下的非本质他者这一范畴让她在这一困境中不得动弹。她必须把自己从对于自身实际生存的种种确定感之中剥离出来，再把这些确定感给一一拆分开来。过去她曾认为“为自己而存在”（being for herself）与“是个女人”（being a woman）这两种确定感紧紧联系在一起；现在，波伏瓦必须拒绝接受对这种紧密联系的体验，并且牢记这样一个念头：“是个女人”就会使她无法“为自己而存在”。她并非生来就是一个（父权制下的）女人，可她必须要变成这个身份。而一旦身为一个父权制下的女人，她发现，怀疑便成了她全部生存的重头戏：她所找到的自己（self），是男人强行塞给她的，这不禁令人对这个“自己”颇生疑虑；不仅如此，就连她借以找寻自己的种种体验，也在父权制的裁断下变得可疑起来。

如果父权制政治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在种种神话的炮制中获得力量（并与知识论、形而上学和语言结盟），来歪曲体验中的种种确定感，那么，放弃这些鲜活的确定感，就是一种必要的政治策略。我们得发现这张用神话织成的惑人大网中的种种漏洞（the gaps in this decertification-mystification grid），并对此加以利用。我们得找出一个特殊的场合，在其中，我们不仅能找到女人对自身“本质性”的他者性（“essential” otherness）的体验，来反驳其原有的非本质他者的地位，还能找到对于二元性的鲜活体验，来对唯一者知识论和唯一者政治加以驳斥。在波伏瓦的指引下，我发现这一场合其实就在异性恋配偶关系中。因为，正是在这一关系下，尤其是其中充满爱抚的性行为当中，对于二元性的直接体验油然而生，并能以此对父权制一元性发起质疑与挑战。

在现代西方世界，这一挑战的呼声日益为公众所熟知。尽管父权制异性恋配偶关系所构成的一整套观念体系依然存在，甚至在许多宗教社团和世俗运动中有着相当的市场（比如美国契约婚姻运动（the US covenant marriage movement） ），它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会得到普遍一律的认可。过去常说“现在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man and wife）”，如今大都换成了“现在我宣布你们结为连理（husband and wife）”。身为“man and wife”，婚姻配对只不过是唯一主体（man）法则的再现；而身为“husband and wife”，此时婚姻配对依据的则是二元性法则。没有哪一方能声称自己占据了唯一主体的地位。一些宗教仪式曾需要对《创世纪》中肋骨的故事进行传统式的解释，而如今，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大都移风易俗，用平等的、同时发生的创造来对《创世纪》加以解释。妻子曾经被定义为其丈夫的所有物，已婚妇女并不具备作为一名法定成年人的地位，这样的法律在西方已经几乎被人遗忘了。在过去，女人得把自己牢牢镌刻成丈夫身上的一部分，或者说，女人得把服侍丈夫、取悦丈夫、成就丈夫视为己任；在今天，她却能够以强奸、虐待之名对丈夫加以控诉。在过去，女人总是容易遭受休免之灾；在今天，她却能够借助法律起诉离婚。

父权制宣称男人（能够）代表整个人类，可这些日益变化着的现实却从根子上击溃了这一统治战略。这些在亲密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层次上发生的种种改变，似乎正展现了女性主义批判所发挥的力量。现状似乎表明，一旦有人利用性之差异的观点来为女人之于男人的从属地位背书，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表现。现状似乎表明，父权制即将走向衰微。这或许正是让女人能够对自己身为自为存在的女人的体验加以确证之后所带来的影响。不过，父权社会是会去认为二元性比一元性更重要，或者换句话说，它是会把主体看作是带有性特征的（see the subject as sexed），还是说我们仍将滞留在柏拉图的语境中（在这一语境下，性只不过是某人主体地位中的偶然属性，而这里的“主体”仅被界定为唯一者），这一问题我们还看得不太真切。只要这一局面得不到澄清，女人的生存就永远会令人生疑。

这一难题还可以推展成一系列的疑问：当女人的自为存在得到了承认，也就是说，要是她们也被视作了唯一者，人们还会为正义而奋斗吗？要想争得正义，是不是要先解决女人对于身为女人而活着的疑问，也就是说，先承认二元性呢？女人对于自身所产生的带有性别的这种第一体验，会不会也是父权制神话扭曲效应下的产物呢？这种体验是不是一种需要得到确证的生存确定感呢？在给出我们的答案之前，让我们先问问波伏瓦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在《第二性》中可以看到两条思路：最为洪亮、最为人知的声音貌似支持唯一者的逻辑；而另一稍显柔和、不太容易被辨识出的思路仿佛反过来发现了这种逻辑的问题所在。后一种思路是在《第二性》开篇波伏瓦对自己是不是个女人的追问中首次登场的。而在她对于抽象哲学的驳斥、对具身性（embodiment）的关注以及对处境之重要性的强调中，这一思路又反复地再现。这种思路更为明显地贯彻在在波伏瓦对异性恋配偶关系的讨论中，因为波伏瓦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可以用来发现一些未经男人裁定的、关于女人的认识的知识来源。也正是在这里，她用模糊性这一理念，向我们指明了出路，让我们去优先考虑二元性而非一元性，并让我们发现后者在前者之中的根基。沿着这条思路，我们才能响应波伏瓦的号召，“摆脱陈规，抛弃掉优等、劣等、平等这些模模糊糊的、把一切讨论都搞得乌烟瘴气的概念，再来重新出发。”（《第二性》，x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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