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拉子的群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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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玉洁

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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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台湾同志社区第一次投票评选十大梦中情人。男同志组的第一名是刚刚拍完《春光乍泻》的梁朝伟，女同志组的第一名却不是明星，是一位年轻作家。就在两年前，这个叫做邱妙津的作家在巴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26岁。

短发、清秀，戴着眼镜，不是传统的女性样貌，但也绝不是男性，介于两性之间的她，紧锁眉头看着斜前方，这是邱妙津永远留在世间的印象。生活的戏剧性并没有随着生命终结而停止。邱妙津去世后四个月，她的第一部小说《鳄鱼手记》获得了时报文学奬推荐奖。她的遗稿被命名为《蒙马特遗书》出版。这两部作者仅有的长篇作品，很快成为了台湾同志文学的经典之作。此后，只要事涉邱妙津，总会成为不小的文坛风波。

《蒙马特遗书》台版封面，此书亦有大陆简体版

因为太年轻，邱妙津还未来得及发展出复杂的人生故事：出生于1969年的台湾南部，成绩优异，一路读最好的学校——北一女、台大，短暂的工作经历之后，赴法国继续读书。如果说她的人生有何特别之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她是一名女同性恋，在一个社会缝隙刚刚裂开，整体氛围还相当压抑的时代，绝望地挣扎于对女人的欲望和爱情。

在《鳄鱼手记》中，邱妙津描写了这种绝望的挣扎。这本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写的是“我”在1987－1991年间的大学生活，共有八则手记，每一记一个学期。刚刚入学，“我”就碰到了高中学姐水伶，“已是个韵味成熟的美丽女人了呵，炉火纯青。她站定在我面前，拂动额前的波浪长发，我心中霎时像被刺上她新韵味的刺青，一片炙烧的辣痛。她女性美的魅力无限膨胀，击出重拳将我击到擂台下。”

两人一起上课、写信、相对哭哭啼啼，就像一对情侣。水伶对“我”也有好感，但“我”却感到惧怕，“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明白我会爱你，像狂兽像烈焰的爱，但不准，这事不能发生，会山崩地裂，会血肉模糊。”出于这种惧怕，“我”不断地把自己封闭起来，逃避、拒绝，最后搬家逃离了水伶。

“我”认识另外两个女孩，吞吞和至柔，她们总是形影不离，一天傍晚，出于不能抑制的情欲，她们在教室接吻——这是她们的初吻，热恋中至柔开始觉得恐惧：“我们毕竟是两个女人啊！”她失去理智，失去思考，“只渴望逃开这令人窒息的一切”，她没有告诉吞吞就失踪了，最后开始交男朋友——逃向异性恋世界。

英国电视剧《小不列颠》中一个男同性恋的口头禅是“我是这镇上唯一的同性恋。”事实上，不管他走到哪里，到处都是（男）同性恋。在同志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21世纪英国，这是一种反讽，但是这句“我是这镇上（世上）唯一的同性恋”，却是很多人的真实经验，秘密、孤独、恐惧，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不容于全世界的规范，怀着满腔情欲，却有可能是个“变态”。这种恐惧、压抑、甚至羞耻，是早期同性恋社区的共同记忆，也是很长时间以来同志文学的写作主题。

1990年代的台湾，同性恋仍然在经历这种烙印之痛。邱妙津的作品问世后，很快在许多年轻女同志中间风靡。她们把《鳄鱼手记》藏在枕头下，翻来覆去阅读那些纠结痛苦的片段，也为自己秘密、常常得不到回应的爱情而悲伤，与此同时，有人书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这无疑是一种安慰。 邱妙津对台湾女同性恋影响之大，最有力的证明除了名列“梦中情人”榜首，还有一例：在书中“我”被取外号“拉子”，后来“拉子”在台湾成为女同性恋的代称，大陆的“拉拉”也是由此而来。

需要指出，这一影响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文艺拉子”中间，邱妙津本人的精英特质和她的作品风格都决定了这一点。《鳄鱼手记》尽管情感浓稠，但是并不追求流畅的叙事，相反，邱妙津运用很多情节断裂、内心独白等现代叙事技巧，并穿插“鳄鱼”的寓言。鳄鱼平时独居，外出时要穿上人装，“被人看穿自己是鳄鱼”，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鳄鱼寓言丰富、诗化了邱妙津的书写，使之突破了大学女生恋爱故事，增加了含混不定的阐释空间。学者和评论者纷纷解读这则寓言，赋予鳄鱼源源不断的意义。比较普遍的解释是，鳄鱼象征了“同性恋”、尤其是T（中性化的女同性恋），在男女两分的异性恋社会，无法被归入任何一类，就像鳄鱼一样古怪，必须要隐藏自己，披上人装，躲开异样眼光。鳄鱼面对的，就是人类社会对同性恋、对异类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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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志文学开始得很早，1970年代，白先勇、郭良蕙、玄小佛就有同性恋题材的作品问世，朱天心发表于1977年的《击壤歌》，写及中学女生之间超越友谊的情意，也被归入此类。但这样的描写毕竟为数甚少，也没有获得文坛的重视，当时的台湾还在政治高压之下，文坛发生的大事是影响深远的“乡土文学论战”。

而到了1990年代，台湾已经“解严”，开放党禁，实现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人们在不同领域集结起来冲撞体制，争取权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环境运动、妇女运动……同志运动在1990年代起步，发展迅速，到2011年，台北同志大游行有5万人上街，被称为“亚洲对同志最友善的城市”，诚品书店里，以歌手张悬为封面拉拉杂志《LEZ》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台北大街上到处可见中性的男女、成双成对的拉拉，想到小说里压抑恐惧的年代，真是今夕何夕。

同志文学也俨然成为重要的文学潮流，作家、作品和研究者不断涌现，学者纪大伟已经开始着手写作《台湾同志文学史》，可见其潮流已盛且久。

就在《鳄鱼手记》出版的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出版，这部以男同性恋为主人公的小说获得了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获得百万（台币）奖金，击败的对手里包括平路的《行道天涯》——一部描写宋庆龄的历史小说。1995年，陈雪第一部小说集《恶女书》问世，书中女同性恋、女双性恋情欲的刻画，为作者塑造了“坏女儿”的形象，和当时“情欲解放”思潮结合，也是当时的经典之作。

《鳄鱼手记》获得成功的时候，邱妙津已经在巴黎，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并没有完成。在她去世后，《蒙马特遗书》出版。这部书扉页上的话有如遗言：“若此书有机会出版，读到此书可由任何一书读起。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连贯性，除了书写时间的连贯之外。”“任何一书”中的“书”，指“书信”，整部作品是“我”写给恋人的信。但正如前言所说，书信并没有建构完整的故事，更像心情独白的拼贴。

信中“我”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个艺术家，我所真正要完成的是去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所要做的就是去体验生命的深度，了解人及生活，并且在我艺术的学习和创作里表达出这些。我一生中所完成的其他成就都不重要，如果我能有一件创作成品达到我在艺术之路上始终向内注视的那个目标，我才是真正不虚此生”，“我常想到中文的未来，想到自己要创造中文新的生命内涵，那内涵是庞大的精神语言，是像钢铁一般坚硬纯粹一落又一落的布。那内在的高度唯有我才达得到，那语言的璀璨色泽就在我内心，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把布织出来，织出来覆在中国人的精神上面的……”

“我”仍然为爱情痛苦，“我从十五岁起就对女人产生爱情，十八岁起就欲望女人的身体。”“同性恋”这一身份（以及随之而生的压抑、挫折）已经不再构成这部书的主题，可是，失去、伤害、愤怒，充斥了书信，伴随着精神上的黑暗和崩溃，“此刻肉体真正的死亡对我未尝不是解脱——自从三月十三日我的精神崩溃以来，十天内我不能入睡，借着大量酗酒将身体击昏……精神和肉体双重的痛苦太深沉太绝对……”，书中数次提到死亡，在第十二封信中，“是的，这次我决定自杀，并非难以生之痛苦，并非我不喜欢活着，相反地，我热爱活着，不是为了要死，而是为了要生……”

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特别要警惕，不能把主人公和作者混为一谈，从文学的意义上，“我”绝对不是邱妙津，但是《蒙马特遗书》中纷杂、狂乱的独白，却很难让人不和作者最后的选择产生联想。“我”不停地分析自己，“向内注视”，注视到的已经是抑郁症症状，而邱妙津的专业正是心理学。

同辈作家、好友、同样为抑郁症所苦的骆以军在邱妙津自杀后，写了《遣悲怀》，在小说中和逝者进行生死对话。在一次采访中， 骆以军回忆起23岁时和邱妙津的对话，邱妙津说，人生应该停在最纯洁的时候。 抑郁症、自杀似乎是他们这一代台湾作家的命运。骆以军说，这批小说家的第一本小说都极其相似，都是一个孤独的密室，一个疯狂的神经质的人，因此有评论家把他们总结为“内向世代”，“这些疯狂的实验、扭曲、旋转，对于自身经验的无限细分，对脑力、灵魂的高度使用，是一种常人难以想像的、极度折磨的写作实践。”

剥除了女同性恋的身份（假如可以剥除），邱妙津是这样一个勤奋、有野心的小说家，跳进自己内心的黑暗、在疯狂边缘打转，并奋力诚实表现这些黑暗和疯狂。残忍的是，这样的才具，无论对作家的人生，还是作品，都难以为继。谁若说写作是疗愈，那就是不了解这手术刀的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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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1998年，她还在高中读书，有天在图书馆看到《鳄鱼手记》，还以为是一本讲鳄鱼的书，打开之后，如获至宝，立刻拿回去和同学分享。台湾这一代拉子，连谈恋爱的方式都受到邱妙津的影响，比如，《鳄鱼手记》中“我”和水伶互相在自行车后座留信传达情意，于是女大学生们也开始模仿这一浪漫的情节。

也有人怪罪邱妙津，台湾拉子之所以这么忧郁，都是邱妙津的影响。她的作品的确沉重，作品中呈现的也是令人畏惧的爱情，但这一影响并无从验证。忧郁（以及与此类似的负面情绪），是所有还不被广泛接受的同性恋、所有异类的疤痕。只要必须活在秘密、否定、隐藏之中，诅咒就不会停止。

纪大伟这样评价《鳄鱼手记》：“书中‘若无其事’地‘随手’描写女男同志的性行为性器官、女同志的自慰、男同志试图跟女同志做爱的场面，几乎是台湾文学的创举。主人翁喜怒哀乐起伏不定，有时候用欢喜诙谐的正面讨好朋友们，有时候却又用阴沉悲伤的身影背对众人。主人翁正面和背影交错的形象，与其让读者觉得她虚伪，还不如说她让人觉得率真——她都把生命的不堪黑暗面掏出来给读者看了，怎么可能不真诚呢？”

随着更多同志文学作品的问世，用纪大伟的话来说，同性恋已经是“老梗”，不可能一有人站出来说“我是同性恋”，就立刻迎来关注——无论那是喝彩还是辱骂，那样的时代即使不是已经过去，也必将会过去。《断背山》中牛仔的爱情尽管受挫，但是影片却获得全世界的成功，压抑、痛苦的情绪主调也必定将会成为“老梗”，那么，以题材命名的同志文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邱妙津活到今天，她的小说主题会是什么？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批评了现有的男/女权力关系，他指出，女同性恋最有可能实现平等、互助的亲密关系，因为女性较少攻击性，又在感情中投入较多。这一论断仍有争议，但是同性恋正在挑战原本对爱/性/性别的理解，是毫无疑问的。

成为同性恋，就是成为一个“不合格”的人。在一般人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全部出了问题。除非屈服于社会、文化、家庭安排好的路径，像一个“正常”男人/女人一样打扮、行动、结婚生子，否则必须一切重来，自己摸索，在黑暗中重新去认识、定义世界，去探索身份、爱情、性、亲密关系。对于一个有勇气、并有幸活下来的人来说，这是诅咒，也是一件礼物，它意味着困难，很有可能死在半路，死于生命的脆弱，但也意味着更有意义的生活。屈服于秩序，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但那又有何意义可言？对于世界来说，它也是一个礼物，意味着冲撞僵硬、乏味的异性恋体制，逼迫人们修正对于世界的看法。我们总是需要这样的异端。

毫无疑问，就像工农兵文艺一度上下殿堂，任何题材的兴衰都有时代性，不天然神圣也不天然低劣。重要的是，作家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捕捉超越表象的心灵世界，建立独属自己的风格。

2012年9月，当年的“坏女儿”陈雪，出版了《人妻日记》。几年前，她和女友在朋友的见证下举办了婚礼，之后，她用一年时间，每天都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生活，很多都是关于爱情的思考，应该如何去爱、拥有爱的能力。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台湾十分畅销，因为据说“同志人群是忠实的读者群”。评价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这本书给了同志们一个明亮、温暖的生活想像，经历了那么久的阴暗压抑，这可是华文文学中从未有过的，也有人认为，如果同性恋也主流了，变成爱情励志学，如果和男女的爱情/婚姻一样，坏女儿变成良家妇女，那它的革命意义又何在呢？

在我看来，那是漫长的台湾同志文学进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反叛者把世界拆毁了，用生命来实践情欲解放，无论男女，去除性别的界限，也破坏爱情的定义，尽量去尝试，这个过程异常伤痛，最后有一天，她们终于要开始建立自己的世界，重建爱的法则。那个世界看上去明亮、温暖，它和以前的世界看似相同，其实大大的改变和丰富了。更重要的是，那证明了她们在这个真实的人生，在伤痛和脆弱中勉力地活着，活下去。

“我梦想过最好的生活是，我有一个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人，然后我的时间纯粹用于写作和阅读。”邱妙津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至少这一点已经有人做到了。